中国当前的城乡文化市场,情况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有人为民间文学的“衰亡”而忧心忡忡,因为通俗书刊和视听文学的普及,使得唱山歌、讲故事等传统民间文艺活动空前冷落起来。也有人认为中国民间文学正走向“复兴”,理由是许多刊载民间文学故事的报刊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份的巨大数量畅销城乡,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内获得了新的接受者。这种乍看起来显得很矛盾的现象怎样理解?近日读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译》,序文中的一句话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说:“《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好像一块多棱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光彩。”我们把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不也是一块焕发出奇光异彩的多棱宝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来认识和利用吗?

我们现在如果将民间文学还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来考察,显然不够了。实际上,它如同多棱宝石,是一种融合多种文化成分的结晶体。在一个时期、一种文化背景下,它的某一层面会黯然失色,可是转动另一层面,却又溢彩流光。到了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文化背景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国当前民间文学领域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变化大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从形态考察,原生态民间文学走向衰落,再生态民间文学空前繁荣。

过去我们笼统使用的“民间文学”一词,难以区别种种复杂情况。我主张把它区别为原生态、再生态和新生态三种类型。原生态民间文学,指仍然活在民众口头与实际生活中的传统民间文学;再生态民间文学,指经过整理或改编,转化成为书面或视听文学样式,以新的面貌向社会传播的民间文学;新生态民间文学,则指当代新产生的民间口头创作。

原生态民间文学之走向衰落,已是难以否认的现实和难以扭转的趋势了。这是由社会的大变动所促成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里民间文艺的一统天下局面即开始被打破,近几年来从经济生活到文化生活的变化更为急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从一个侧面看,似乎回到了过去的小农经济时代。但这是和全面的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促成了人们生活形态与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封闭停滞、古朴宁静的生活形态被打破,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没有从前那样多的余暇时间、精力来从事民间文艺活动;各种现实的发家致富的门路和信息有力地吸引着人们,民间文学中用浪漫主义编织的美好生活图景也就难以激动人心了;随着各种现代文化涌向农村,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传统民间文艺的地盘大大缩小。根据我们的粗略调查,目前农村文化生活的状况可以说是“三分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地区仍保留着较为完整丰富的原生态民间文学;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区已被新的文化生活,如通俗报刊、电影、电视等所取代;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则是新旧文化生活交错并存,处于过渡阶段。估计再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即可完成这种新旧文化的交替,那时原生态的传统民间文学也许就消亡殆尽了。

可是我们掉过头来考察再生态民间文学,却是一片繁荣景象。由于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影视文化的勃兴,大量民间文学作品以文字写定,通过书刊发表,加入到通俗文学热潮之中。还有一些大型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被搬上影视屏幕。它们转变形态之后,重新走进千家万户,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民间故事选刊》的魅力并不亚于《小说选刊》,《故事会》更是风行全国,脍炙人口。《阿凡提的故事》《孔雀公主》《白蛇传》《格萨尔王》通过影视艺术再现,更加光彩焕发,引人入胜,和其他流行影片相比,思想艺术效果毫不逊色。它们的再生固然是凭借了新的传播手段,首先还是由于本身具有生存的活力。不论是它们所表达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丰富智慧与健康情趣,还是它们优美生动的语言艺术,在现时代都还没有失去光彩,只要做一番去芜存精的加工改造,采取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进行传播,就可以获得新的艺术生命而传之不朽。

至于新生态民间文学,从当代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新的故事、笑话、歌谣、谚语等,仍将不断涌现,也许永无枯竭之日。近年出版的一部纪实文学《中国的乞丐群落》中,以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他们的“变形文化”——口头流传的歌谣、传说,甚至有“准神话”,大开了读者的眼界。在这样的特殊群落或阶层中,新的民间口头文学还很活跃。但总的说来,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小,难以引人注目。

2.从内容考察,与旧时代的阶级压迫阶级对立相关联的民间文学,因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社会影响大大削弱,可是民间文学中歌颂美好爱情、叙说民族光辉历史文化等等的作品却备受青睐。

现在人们对长工、佃户同地主老财作斗争的故事不再津津乐道,而各族人民创作的优美情歌和爱情传说故事,却在现时代的青年男女心头激起强烈的共鸣,赢得了比过去更广大的读者。随着全民族文化教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本民族、本地区历史文化兴趣的增长,过去受冷落的有关当地历史名人、传统习俗、文物古迹等的民间口头传说纷纷被发掘出来,并日益受到社会的珍视。

3.从功能上看,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日益削弱,而审美、娱乐价值却反而不断增强。

近日钟敬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民间节日的情趣》一文,提出民间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之一,就是随着社会生活和人类智力的发展,“它的大部分不知不觉已经逐渐被净化”,“现在清明放风筝(南方),谁再想到‘放晦气’的古代法术呢?”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民间文学。产生于旧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民间口头文学,最初是有配合人们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乃至宗教迷信活动的实际功能的。现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起了变化,民间文学的这些实际功能在不断减弱,但凝聚其中的民间智慧与生活情趣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人民物质生活获得改善的情况下,成为满足他们审美、娱乐需要的文化珍品,更为流行起来。那些在佛教和道教名山圣境流行的种种神奇传说故事,原本是向宗教信徒宣扬佛法和道法广大无边,为推行宗教信仰活动服务的。现在由于旅游热的出现,那些富丽堂皇的庙观,金碧辉煌的塑像,连同周围奇险的自然景物和优美奇幻的故事传说,都成为旅游者欣赏的艺术品,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不再具有激发对那些神圣偶像顶礼膜拜的宗教情感的效用了。那些嘲笑、讽刺地主老财、昏庸官吏及糊涂皇帝的笑话和故事,在失去讽刺对象之后,仍然活在民众口头上,不时逗引得人们开怀大笑,也是这种变化的表现。

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由于社会变革的冲击而发生的这一变化,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曾对湖北大冶县的民间文学工作做过一番调查研究,以《民间文学民间办》为题,在《亚洲民俗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将中国的社会改革所给予乡村文化的影响和西方工业革命的情况做了很有意思的比较,热情肯定中国农民至今仍十分热爱和珍惜民间口头文学的种种表现,并说:“我认为,理解这一罕见现象的关键在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方式。中国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拥入城市而使农村陷入一片衰败的景象,如戈德史密斯(《荒村》)、华兹华斯(《米迦勒》)、哈代(《德伯家的苔丝》)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尽管他们可能受聘于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商业,但大多数中国农民仍留在他们的村子里,没有人离开家园在新奇的城市遭受穷困、纷扰和轻视,他们总是在熟悉环境中与朋友和邻居一道学习现代化,不需要经历激烈分化或根本变化。因此,大量保留了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传统的民间文学。他们文化中与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相抵触的成分,如迷信和陈腐的习俗,无疑正在失去其吸引力,仅留存在老人中而已。传统文化的其他成分,尤其是那些首先立意追求娱乐和教育的永恒价值的东西,比如故事、传说、笑话、儿歌和谚语等,因为现在的农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变得更为流行。”丁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改革所给予乡村文化变革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进的,在淘汰落后的同时,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保留了下来,甚至在新的条件下,显得更为活跃了起来,这一意见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只是他没有看到大冶县的情况,大约只能代表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对现代生活现代文化所给予中国乡村文化的巨大冲击,估计得尚不充分就是了。

4.民间文学作为一般文学读物对社会的影响有所削弱,而它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却与日俱增。

对民间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把它作为一种优良文学读物向民众推广,这是中国民研会建立以来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它显示出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鲜明特色,其巨大成绩是不容抹杀的。近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城乡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市场的实际状况趋于多样化,虽然民间文学出版物的绝对数量在激增,可是在民众文化生活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却在逐渐减弱,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趋势。然而另一方面,它在多种人文学科研究上的价值却一天比一天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许多年前,不少学人曾经对这样的现象大惑不解:为什么在号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上偏偏不大重视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学和其他民间文化财富以及研究这些东西的学问;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研究民间文化倒是蔚然成风?现在看清楚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远远没有运用科学方法给予清理和估价。轻视下层文化的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至今在社会上还有很深影响。而且这种偏见,常常用“左”的革命词句作掩护,更具有迷惑人的色彩。近几年发生了可喜变化。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各种人文学科勃兴。译介给我国读者的许多西方学术著作,常涉及民间口头创作并给予重要评价。随手就可以拈来不少例子。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著述中有专论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文章[2];法国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引用了大量民间文学材料[3];德国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专节论“神话与宗教”[4];美国流行的《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专节论“神话与仪式”[5];甚至连一本美国流行的《妇女心理学》,开卷也要从“神话和宗教里的妇女形象”[6]讲起。至于美学和文艺学的译作里,涉及民间文学的内容就更多了。匈牙利学者写的《艺术社会学》,专章论述“民间艺术”[7]。作为“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出版的几本书中,出自苏联学者笔下的《文学原理》[8]与《艺术形态学》[9],前者讲文学体裁,除“叙事文学的神话体裁”外,还把歌谣、史诗、叙事诗、传说、故事和小说并列,均包括在“叙事文学的民族历史体裁”之中。后者讲“语言艺术的样式和品种”时,将民间口头文学的语言风格和作家书面文学相比较,做了精辟的阐述。另一本由美国学者撰述的《文学理论》[10],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中,也论及狭义与广义的神话,并介绍了芬兰民俗学家从研究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引出的“母题”概念。张隆溪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介绍现代西方文学流派,其中几个流派与民间文学有关。“神话与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人类学”,都曾借助对神话的研究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结构主义叙事学”则以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和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对神话、民间故事结构的研究奠定它的理论基石。这些反映西方现代学术成果的论著的大量输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大大提高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在中国学术园地的地位。比较文学家指出:“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发展,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11]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启发推动之下,现在国内出版的几乎每一种比较文学论著,都包含着有关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这类文章在比较文学领域较之它们在民间文艺学领域所引起的反响甚至更为热烈。近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的新作,很少不与民间文学沾边的。我们欣喜地看到,《诸神的起源》《艺术前的艺术》《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震撼心灵的古旋律》等一批出自年轻学者笔下的民间文艺学论著,已经走进“研究者丛书”“文化哲学丛书”及“走向未来丛书”之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学术界的重视。

5.就文学领域看,表层模仿民间文学的现象减弱,然而深层影响却更加突出有力。

现在,“向民间文学学习”“向民歌吸取形式和养料”这样的呐喊声在文学界确实沉寂下来了。简单模仿套用民间文学格调样式的风气早已过时。但这并不表明民间文学已经丧失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撇开通俗文学创作同民间文学的血肉联系不说,即以所谓“纯文学”而论,自近两三年兴起“文学寻根”的浪潮以来,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文学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实际上更加深入有力,也更显得突出了。引用民间歌谣以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怀,采取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的怪诞变形手法来写作小说,成为流行风尚。一些民间文学的古老“原型”,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在小说家笔下(遭难男人遇淑女就是一例)。湘西几位土家族作家,视野开阔,甚至想“以现代人的想象试图重建楚文化的神话系统,以神话特征和魔幻色彩再现远古世界,寻求现代人的精神故乡”[12]。文艺界对这股文学潮流的评价毁誉不一,有人认为是复古倒退,也有人认为是走向成熟的探索。一位年轻评论者指出,大多数寻根派作家,如韩少功、郑万隆、阿城、王安忆等,他们在动乱岁月里曾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直接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对群众意识和心态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更倾向于从脚下厚实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挖掘生活的底蕴。目的并不是为了逃避现代文明向古昔“回归”,意在“吮吸民族文化的汁液来充实自己的创作”,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文化因素的强化”[13]。我是赞同这一评述的。

向民族文化寻根的这一潮流,并非单纯“内省”的产物,实际上它也接受了外来文学潮流的刺激。在对外开放的初期,一些人竞相仿效西方现代派文学,鄙弃本国的民族民间文学,是把它们放在互不相容的对立位置上的。自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为世界文坛所注目之后,人们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国外现代文学流派也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下面让我们从马尔克斯和挚友门多萨的谈话中摘引两段,看看这位著名作家是怎样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收滋养的。

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长篇小说感兴趣的?

马:那是大学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我读到了《变形记》。我至今还记得开头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娘的,”我想,“我姥姥不也这么讲故事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小说发生兴趣的。

门:在你漫长的写作生涯中,谁对你影响最大,你能对我说说吗?

马:首先,是我的外祖母。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着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14]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吸引了许多中国作家,鼓励着他们把眼光朝向民族民间文学,作创造性的努力去推陈出新,藏族的扎西达娃就是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位。

另外,苏联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也因创造性地吸取神话传说等民族民间文学素材,获得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成果。他告诉我们:那些由过去时代遗留和保存下来的神话,都应该通过某种方式纳入我们的文学体系,应该在文学中保留下去,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保存它们。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帮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我们遥远的祖先,我们应当利用它们,应当使它们“适用”于当代的世界观。这使我们得到充实,使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就像一个人在宁静的天气里,坐小船在湖水里漂流,能看见湖底有一片屋顶和一座钟楼的塔尖一样。

他认为这是一种多结构层次的表现方法。学习和吸收神话、传说、民歌,可以把文学从单层次中解脱出来[15]。他的优秀作品与深刻见地,对中国作家,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作家,正发挥出重要影响。

现在,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上,学习国外现代文学流派的优点和吸取民族民间文学优良传统,已经不再是彼此对立,倒是殊途同归了。正如一位青年作家所表示的:“创作上极为重要的是:现代观念和传统文化。有了这两个观点,中国文学方能走向世界。”[16]写作《现代小说技巧》的高行健,创作话剧《野人》,把神农架居民歌唱《黑暗传》的情景写了进去,以加强它的民族文化色彩,就表现出这种追求的倾向。在这方面,民间文学巨大的潜在影响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