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善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善书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通俗文学样式之一。中国的通俗文学形式多样，源远流长。它们可以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韵文体，一类是散文体，还有一类是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的说唱体，人们把它称为“讲唱文学”。善书就是讲唱文学的一种，它和明清时代的“宝卷”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宝卷的来龙去脉，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告诉我们：“自元明以来直到清末及现代为止，在祖国各地却存在着大量的刊本和抄本的宝卷。这些宝卷，从它们的内容及结构去看，和唐代变文实在没有多少差异。它们一般都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并且正和变文一样，它们中尽有非佛教故事而属于民间传说的。它们显然是继承变文传统，带有宗教性和化俗作用的一种说唱形式的文艺。”有些宝卷原名为经，“可见它们原出宋人的‘说经’，是可以作为旁证的；而‘宝卷’二字乃是后起的名称，更是显而易见的事。说经既是根据唐代俗讲而来，宝卷又源出说经，大家都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这句话自然可以成立”^[7]。“善书”应是由宝卷演化而来。它在内容上具有宗教色彩，有些本子即由佛教故事改编而成，如《女转男身》，就是根据《黄氏女对金刚经》的故事改编的。在艺术形式上有说有唱，说唱结合。内容和形式均与宝卷有联系，但它又不同于宝卷，不仅是名称不同，内容和形式均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宝卷讲唱的主要是佛教故事、道教故事及“孟姜女”“白蛇传”等传统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也有，如《还金得子宝卷》《还金镯宝卷》等，但为数很少。所以人们认为从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来看，不过是宣传宗教迷信的工具。善书中固然也有一些宣传宗教迷信的作品，其基本倾向已转变为广泛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被压迫者的苦难和期待，鞭挞种种黑暗邪恶，具有较多人民性的一类通俗文学了。它已基本上摆脱宗教羁绊，变成了世俗文学，起了如同和尚还俗一般的转变。其次，在艺术上，也被人们锤炼得更加精美，成为很生动完整的一种短篇故事。宝卷中的韵散相间，缺乏严谨的规格，“韵文的句子有七言的，有十字的，而且叙事体和代言体夹缠在一起，不甚分清。即在散文中也有类似韵语和偈语的，比较弹词体例尤为混乱。”^[8]善书则不然，它用散文来作叙述描写，而由主人公用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一气呵成地来感叹抒怀，这已构成严谨和谐的规格。总之，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考察，善书和宝卷比，演进之迹甚为明显，应作为另一类体裁看待。现在的文学史在介绍中国传统的讲唱文学时，都是讲到宝卷为止，完全没有注意到对群众具有广泛影响的另一种讲唱文学体裁——善书。实际上，它才是中国传统讲唱文学的最后形式。

善书和民间故事的关系也是很值得人们注意的。它不属于民间文学之列，作者按照通俗文学特点，编写成善书本子宣讲，书面文学的特色很鲜明，但它又和民间口头故事在内容与形式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它常常吸取民间故事传说材料加以改编，《方便美报》就借用了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求好运”故事中“三问”的情节，把它作为框架扩充内容，并采取讲唱结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新的善书本子。另一方面，善书中一些出色的故事，则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口头上，经过集体智慧的回炉加工，汇合到民间故事的海洋中去。《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十堰市专集中收录的《贤惠媳妇》，就是从《贤妇承恩》这篇善书脱胎而来的，除将乾隆皇帝改为“知府大人”之外，基本情节都保留了下来，风格更为清新明快。人们说那位贤惠妻子给丈夫“遮丑反为美”，一语传尽精神。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史时，对此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