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诗学:中国故事学的新方向

四、故事诗学:中国故事学的新方向

所谓“故事诗学”,俄罗斯著名学者叶·莫·梅列金斯基(1918—2005)所著《神话的诗学》的论述特别精彩,笔者深受启迪。该书对神话向神幻故事的转变做了精辟论述:

神话之转化为神幻故事,须经历下列主要阶段:非仪典化和非虔敬化、对神幻“事例”真实性之笃信的减弱、有意识的构想之发展、民族志具体性的消失、神幻人物为常人所取代、神幻时期为那种见诸神幻故事的非既定时期所取代、推本溯源之有所减弱或不复存在、从对集体境遇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境遇的关注、从对宇宙范畴的关注转向对社会范畴的关注;正因为如此,一系列崭新题材和一些结构限定则应运而生。[22]

这里所说的“神幻故事”,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作为民间故事主体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梅列金斯基考察它由神话体裁向另一种叙事体裁转化所运用的诗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而有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模式。

笔者研究民间故事,是从撰写和出版《中国民间童话概说》起步的,1983年刊于《民间文学》的《民间童话的特征和魅力》是它的压缩篇,文中提出:“民间童话之所以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喜爱,在于它将虚幻和真实、单纯和丰富、哲理和诗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3]认为这类深受民众喜爱的传统故事,其艺术魅力在于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而其叙事艺术的奥秘则在于将大量神话中的神奇幻想转化成了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理想意愿的象征性表达。笔者特别注意到美学论著中对艺术象征性的下列论述:

“象征性”偏于从一般的概念出发,不以某一特定的事实为根据,常常综合艺术家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和理解,采用比喻手法,以象征性的形象来表达问题的实质。象征的形式更含蓄并更富于概括性,但也更具有抽象性。象征的形式更适合于表现富有想象性的内容。[24]

在民众口头传承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实际上就是由古老的神话艺术转化而来、以饱含哲理与诗情的象征性表达为特征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由此笔者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解读民间童话。以《蛇郎》故事为例,蛇郎变形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男主人公的命运由卑贱向高贵的转变;正是在这男人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两姐妹美丑对应的心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善恶各有所报的社会伦理也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而民间故事的这一美妙构想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姐妹易嫁》竟然不约而同地契合一致,更加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根基。笔者本着这一构想写出《蛇郎故事比较研究》[25],获得学界认可。

笔者做故事学研究,先后出版了十多本论著,尝试过历史地理学派的故事类型研究方法,以及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自然也借鉴了人类学、民俗学方法,可是惯常使用的似乎还是脱胎于文艺学、美学的这种诗学方法。由于学力所限,还够不上什么“范式”,只能说是不拘一格的尝试与探索。刘锡诚先生是笔者敬重的挚友,他在给笔者的自选集序文中说得十分中肯:

探索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几乎是守华至今故事研究的最重要的选择。他一直恪守“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艺术”这个学术理念,探索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文艺学的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研究;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手段,目的在从不同的通道切入或进入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也正是这一理念及其探索,把他的研究与其他流派、其他学人区别了开来。[26]

关于“故事诗学”这个话题,笔者的自选集《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收录的那些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笔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印迹。

这里须加申说的是,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只是单纯就方法论的开拓而言。首先,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而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致力于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突显其优美动人的特质;其次,正如罗永麟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多是在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的,做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笔者尝试过以比较文学方法和类型研究方法研究故事,受到学界肯定。近几年揣摩中国民间故事艺术魅力之奥秘,尝试用吸纳文艺学、美学成果,以诗学眼光来解读“求好运”这类民间故事经典,似乎对笔者体味这份口头文学珍品的美感与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收获。笔者倡导“改写”民间故事,又尝试用“故事诗学”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都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更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

故事诗学强调故事类型研究的文艺美学方法,也强调在故事传承的文本精选上的审美原则。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致辞中的这一段话特别受到笔者的关注:

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27]

这三个“最”字是对民间文艺价值的高度赞赏与深度评析,这一深刻而简明的文化论断,是否具有某种来源呢?笔者按自己的记忆线索,查找到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首任会长郭沫若先生的讲话。他开宗明义讲道:

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28]

原来关于民间文艺的这三个“最”的卓越见识,是这位文化巨匠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概括而来的科学论断。1950年3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举之际,党和政府就在北京率先组建第一个群众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推举郭沫若为首任理事长,郭沫若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给中国民间文艺所做的包含三个“最”字的著名评价及所确定的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推动新文艺发展两个主要目标,构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传统的雏形。

反思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不充分、不成熟,也正是表现在对其中华文学特质的认识与开掘尚不深入,还未能把这一口头语言艺术财富作为“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中国文化宝藏来对待。笔者致力于“故事诗学”的倡言和耕耘,用意即在于此。近日读到刘锡诚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29]一书,深受启迪。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虽然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而着力于民间文艺学诗学传统的探求仍拥有坚实基础和显著成绩,刘锡诚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就是以“诗学传统”为中心对自己学术成果的系统展现和进一步倡导。几十年来他对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八仙、灶王、金鸡、陆沉诸多故事传说以及故事家、故事村专题的研讨,就贯通了鲜明的中国诗学传统,并常常给笔者的故事学研究以有益启示。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几个分支学科中,笔者以为神话学、史诗学的成果最为显著,民间故事学也是深受学人青睐而拥有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继万建中所著《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30]于十年前问世后,其弟子漆凌云又于近年推出一本更为厚实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31],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追故事的人”。此书不但将民间故事的采录与改写、类型研究、比较研究、故事形态学研究、故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等进行多侧面的广泛评述,而且收录了好几位故事研究家的长篇访谈实录,还有关于中国故事研究论文与专著在学界“高被引”的数据展示,以突显其实际影响(如“高被引”民间故事论文列出53篇,其中笔者有9篇;另列出“高被引”在70次以上的民间故事著作中,笔者的《中国民间故事学》两种版本分别达到273、315次)。由此可见漆著用功之精细,不能不使人深表赞许。

在这部著作的结语中,作者从“眼光向外:故事学的开放性”、“眼光向内:夯实故事学学科基础”、“眼光向下:关注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以及“本土话语、术语体系、研究体系与中国学派”这四个侧面,阐述了故事学学科建设的中国路径,他写道:

但当下中国故事学术话语体系化不足,未出现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范式、未能形成一系列理论命题是短板。唯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故事的中国学派才得以成立,中国故事学才能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发出“中国声音”。[32]

作者的精细观察和深入思考,是对中国故事学建设的有益启示。

关于“眼光向外”、“眼光向内”之说,实际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里仅就笔者见闻所及,略述一些动态。

以“眼光向内”而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持续开展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已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壮举,而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代表的书面写定文本及音像资料的出版整理和数字化,后期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亟待付出巨大努力将这项根基性的文化工程做好。笔者近期读了山西省张余、范金荣所著《山西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33],他俩花费10多年功夫,将105个山西民间故事资料本中的所有故事做了13500余张情节卡片,归纳出1205个类型,并一一注明其原初出处,这就是一种眼光向内、筑牢根基的故事学建设工程,也是对构建中国民间文艺学具有深远价值的著作。

再以“眼光向外”而论,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邀请美国学者丁乃通和邓迪斯、俄罗斯学者李福清、日本学者野村纯一等前来讲学,并由陈建宪翻译《世界民俗学》,从而开启学科发展新天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以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为特征,这些学科从历史地理学派、文化人类学派、比较故事学、故事形态学、口头诗学程式、表演理论等,经由相关学人引进,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均有成效。时至今日,放眼全球,时势巨变,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深入人心,给民间文艺学这个小学科的吐故纳新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有鉴于此,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一流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近期协商,制定了一个汉译世界民间文学研究论著的合作协议,其中第一本就是美国杰克·齐普斯这位著名学者的童话论集。齐普斯的童话理论立足于社会历史视角,强调童话与社会文明的互动关系,倡导童话在不断改写与转化中发挥其乌托邦的批判精神,兼顾童话的外部关系和外部研究,具有动态性、系统性和批判性的理论特色,为中国的故事学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为美国西部民俗学会会长张举文教授,译稿已完成,即将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进入出版流程。对齐普斯童话理论的初步介绍,《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已刊发3篇文章。齐普斯本人、张举文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生雷娜的论文各一篇[34],相信会激发中国故事学家的研读兴趣。

笔者于20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故事学苑耕耘已达六十余年,十余种论著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辑成《刘守华故事学文集》于近年问世。学界反响较大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项目,正译成英文、日文,将在国外出版。《光明日报》2019年1月21日“光明学人”专栏发表评论,称道笔者初步建构了中国民间故事学的理论体系,实属过誉。笔者相信,不论是将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建立民间叙事学,还是在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上来考察民间故事,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这些口头语言艺术奇葩,都有待于“故事诗学”的新开拓,因而“故事诗学”具有广大而无比诱人的学科前景。

【注释】

[1]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又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12期。

[2]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学习时报》2002年6月10日,第1版。

[3]刘锡诚:《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5页。

[4]刘守华:《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文化中国》1999年第4期。

[5]刘守华:《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民间文学》1979年第9期。

[6]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求好运”故事解析》,《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第15版。

[7]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龚新叶:《追故事的人》,《环球人物》2016年第24期。

[9]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求好运”故事解析》,《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第15版。

[10]李丽丹:《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

[11]李丽丹:《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

[12]陈岗龙:《一篇讲述人类命运的故事能把世界连起来——简评刘守华教授〈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二十年:纪念〈东方文化集成〉创办二十周年专辑》,《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2017年版,第179页。

[13]高莹,明海英:《加强民俗学与学术期刊良性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4日,第2版。

[14]小泽俊夫,刘守华,金和经:《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东京)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2004年版,第87页。

[15]刘守华,陈丽梅:《中国民间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16]刘守华,陈丽梅:《中国民间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106页。

[17]刘守华,陈丽梅:《中国民间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5~93页。

[18]刘守华,陈丽梅:《中国民间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170页。

[19]刘守华,陈丽梅:《中国民间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0~67页。

[20]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368页。

[21]黄永林:《刘守华:把中国民间故事“点石成金”》,《光明日报》2019年1月21日。

[22]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0页。

[23]刘守华:《民间童话的特征和魅力》,《民间文学》1983年第6期。

[24]王琦:《艺术形式的演变初探》,《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25]刘守华:《蛇郎故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26]刘守华:《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刘守华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刘奇葆:《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艺术报》2016年6月15日。

[28]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4月9日。

[29]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

[30]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32]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33]张余,范金荣:《山西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34]杰克·齐普斯:《迈向文学童话的定义》,张举文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张举文:《一位改变英语世界对格林兄弟童话认识的学者:杰克·齐普斯》,《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雷娜:《齐普斯童话理论的新视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