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到宏观：故事“生活史”的追寻
中国文学史包括民间文学史的写法，一般都是将有关作家作品分别列入不同历史时期作纵向考察，联系所处社会背景评析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从而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脉络。这类研究与写作文学史的方法及其成就高下不等，难以一概而论。我们建构民间故事史，依据研究对象系口头叙事传承作品的特殊性质，拟在大体保持纵向考察格局的同时，引入世界故事学的新方法，开拓故事研究的新局面。这些方法的要点可以概述如下：
1.“母题”和“类型”研究
我们知道，口头讲述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有一个特异之处，就是同一故事在众口传诵的过程中，会自发地演变出大同小异的多种说法，这许多种说法能够在极广大的时间与空间背景上传播生根。故事学家把这些相类同的故事，归入同一“类型”之中。对那些小有差异的不同讲法，则称之为“异文”。越是引人入胜、众人喜爱的故事，它的异文也越多。如人们熟悉的《灰姑娘》《蛇郎》《找幸福》等著名故事，在世界各地记录成文的异文就达到几百篇之多，成为一个个覆盖广大地域的“故事圈”。这些故事包含一个或几个“母题”（motif）。“母题”是比较文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指贯穿于同类型作品中的共同的稳定的因素，它可以是某种思想观念、形象或者意象，在民间故事中则常以程式化情节体现出来，如“寻宝物”“解难题”“人兽婚”“动物报恩”等。由于“母题”这个汉译名称容易产生歧义，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在撰述《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7]一书时，便大胆提出，将故事中“母题”的译名改为“情节单元”，为我国众多民间文艺学家所认可。“情节单元”既是贯通许多故事的共同情节，又是作品中难以再分割的最小叙事单位。简单的故事可以只有一个情节单元，复杂的故事则由若干情节单元构成。情节单元及其组合状况相类似的故事，便属于同一类型。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外故事学家耗尽心力，将各国数量众多的民间故事材料立型归类，编撰成“故事类型索引”这样的学术著作，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动物志”“植物志”一样，成为对本学科浩繁的研究对象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国际上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两位学者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最为著名，其分类法简称AT分类法。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付出十年心血，将7340篇故事分别归入843个类型之中，于1978年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如归纳完全，自然不止800多个。最近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和笔者讨论这一问题时说，只要归纳出200个主要类型，就可以窥见中国故事的基本风貌了。从“情节单元”（母题）和“类型”入手，已是国际学人研究民间故事的基本方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民间故事”条目中，就特别指明：“在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里，都有母题（如受人喜爱的动物、介壳、死者的还魂）和情节梗概（类型）两部分。”它对我们处理数量巨大的故事素材，对民间故事作综合性、概括性的评述以展现故事史的风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故事文化意蕴的发掘
民间故事既是一种口头叙事散文，又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一位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民间故事“不论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8]。那些在广大区域之内世代相传的故事，往往积淀着巨大时空背景上的多种文化因子，含蓄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文化人类学家十分注重民间故事研究，积累了不少有益成果。那种把民间故事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叙事作品，以浮浅地评析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形式为模式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过时。我们将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扩大文化视野，吸取文化人类学的有益方法及成果，充分发掘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赋予故事史以民族民间文化史的特征。以我们上文列举的见于《搜神记》的《毛衣女》为例，用现代人的文学眼光，对它的神奇幻想情节很难作出合理的解析。吸取文化人类学成果及方法进行探讨，就可由表及里窥知这类故事的深层意蕴了。它是人类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婚姻关系的曲折反映。远方飞来的雀女，象征以飞鸟为图腾（族徽）的远方部落的女子下嫁本地男子。雀女失去羽衣被迫成为那个男子的配偶，表明了这种婚姻的强制性。当她找到羽衣，获得行动自由之后，又飞返家乡，隐含着女性对远嫁男方这种婚姻形式的抗拒。人类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时，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以女性为中心，我国云南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奇特的“阿注婚”。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关系相应地转变为男人娶妻，女方从夫居，以男子为中心建立家庭。这种转变对女性来说带有相当强制性，女性便产生了抗拒心理。我国东南和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直至现代，仍保留着在婚后几年内长住娘家“不落夫家”的习俗，便是远古婚姻习俗的遗存。在《搜神记》所载《毛衣女》中，很难用后世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来解释两性结合与离异的情节，后来这一被称为“天鹅处女”类型的故事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才把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共同追求与相互忠诚充实到古老的故事框架中去，获得新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生命[9]。
对民间故事的这种文化解析，不仅有助于人们真正理解民间故事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将提高民间故事史的文化价值。
3.追索故事生活史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
20世纪初，芬兰学者在研究本民族和世界民间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兴起一个学派——芬兰学派或历史地理学派，摸索出一套研究民间故事的特殊方法。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里就这一方法的要点写道：
一个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所力求达到的最根本方法，莫过于完全弄清某一特定故事的生活史。他希望通过分析不同异文，研究有关的历史和地理因素，运用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口头传播的事实，找到该故事原型的某些东西，并能较合理地解释该故事在依次产生所有不同异文时所发生的变化。这种研究还将指出它的原型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它发生变化的原因。
当民俗学家在找出故事生活史的所有事实上作出了最大努力后，他的成果就给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了基础。[10]
这一学派研究故事的具体方法大体是：首先尽可能地搜集特定故事的各种异文；再从这些异文中提取作为最小叙述要素的情节单元，按情节单元的类同情况解析归纳出各种亚型；然后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从纵向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构拟出故事原型，从横向的地理流布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在此基础上回头考察各种变文，了解这一故事在不同时间空间背景上的演变情况，从而勾勒出它完整的生活史，同时也给有关异文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作出相应的评判。用这种方法作出的有价值的成果，国际上已有几十个。丁乃通立足于中国民间故事，按它的基本要求就“蛇女”“灰姑娘”“人生如梦”和“云中落绣鞋”四个故事类型分别撰写的长篇论文，深得学术界赞赏[11]。
历史地理学派这种研究故事的方法并非尽善尽美，它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往往忽视了人类文化中更为常见的平行发展的事实。它对故事异文数量和忠实性的要求十分严格，解析方法过于琐细，运用起来有着很大局限性。然而把握其要领，根据所得材料进行灵活运用，是可以借助它来勾勒一些著名故事的生活史，由微观到宏观展现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生动面貌，使人获得耳目一新的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