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艺术一得[1]
《故事会》上的“笑话”，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它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针砭时弊，鞭挞邪恶，既有使人愉悦身心的娱乐性，又有鲜明强烈的思想倾向性。清代《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府》的作者吴趼人曾指出：“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有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他们的见解对我们今天认识笑话的积极社会意义，发展笑话艺术，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故事会》刊载过一些论笑话艺术的文章，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略嫌不足的是，对编写笑话的手法技巧谈得较多，而对笑话艺术的本质特征则较少涉及。本文想从美学角度对笑话艺术的本质特征谈一点看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笑是一种丑”；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笑的情感只是在见到旁人的弱点或是自己过去的弱点时，突然想到自己的优点所引起的‘突然的光荣’”；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他们都看到了，揭露丑恶的东西，将美好的东西与丑恶的东西相对比（包括“缺点”与“优点”的对比），可以产生滑稽可笑的效果。
但丑恶的东西是否在任何情景中出现都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呢？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只有当丑恶的东西装模作样，力图装成美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成为喜的东西了”[2]。笑是由那些假、恶、丑而装模作样自以为真、善、美的东西所引起的，笑声产生于丑恶事物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之中。笑话所嘲讽的对象大多是具有内在缺陷和丑恶本质的腐朽事物。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腐朽本质或者是被某种庄严神圣的外衣遮掩着；或者是淹没在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里，人们习似为常，并不觉得它滑稽可笑。笑话作者却用犀利尖刻的语言揭穿了它们外表的虚伪性，将其腐朽本质予以集中和夸张，以出人意料的手法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于是人们便忍俊不禁地发出笑声来了。
小偷进行扒窃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激起人们可鄙可恨，并不感到可笑。在《我离不开你》（《故事会》1980年第6期）中，一男一女在车上紧偎在一起，女方挪动座位，男方寸步不离地跟着，惹得女方骂男方耍流氓行为，这时小伙子才对众人说出：“她刚才拿了我的钱包，你们看——喏，钱包在她口袋里，可钱包上的链子却仍拴在我的腰带上，你们说说，我能离开她吗？”小偷装正经，假面具被小伙子揭穿，于是激起了人们的笑声。
知识贫乏的人只要虚心好学，仍然是可敬并不可笑的。可是在《一定要今朝来》（《故事会》1980年第1期）这则笑话中，一个接待外国医药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听人家提到李时珍的名字，便装腔作势地下令立即用小轿车把“李时珍同志接来”。翻译向他解释“李时珍是明朝……”，他毫不理会，大动肝火：“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无知而又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架子，便显得滑稽可笑了。
商人从事投机活动，本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法国笑话《古董商和农民》（《故事会》1981年第5期）中，一个巴黎的古董商看中了乡下农民喂猫用的古瓷碗，却故意显出不在意的样子，将猫买下，再提出想把那只“旧碗”也带去。农民说：“不，从前天起，我已经靠它卖掉六只猫了。”狡诈的古董商装扮成不识古董的老实人去欺骗乡下佬，邪恶面目被机智的农民一语戳穿，人们便禁不住捧腹大笑。
丑恶的东西装模作样，就会变得荒谬可笑。用这个原理既可以说明以上三则笑话内容的积极意义，也揭示了它们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特征。编写笑话，要艺术技巧。这三则笑话就成功地运用了夸张、对比、巧合、递转等手法，使作品形象鲜明，妙趣横生。但这些手法都是围绕着深刻有力地揭示对象丑恶内容与装模作样的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来的。如果抓不住笑话艺术选择与处理题材、开掘主题的这一根本特点，再讲究手法技巧，也仍然难以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兼美的笑话来。
笑话艺术对腐朽丑恶事物的嘲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当黑暗邪恶势力支配着社会生活，善良正义抬不起头来，愚昧和迷信压倒理性良知的时候，坚持真理和正义反而被旧势力所讥笑而陷入孤立，这时的历史是悲剧性的。群魔乱舞，鬼蜮横行，他们有恃无恐，无须装模作样。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种种暴行丑态，敢怒而不敢言，所激起的是深沉的悲愤，而不是蔑视敌人的笑。只有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旧事物腐朽丑恶的本质开始暴露，他们赖以逞凶肆虐的支柱开始动摇时，嘲讽旧事物才能收到喜剧效果。马克思说，人类总是笑着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大约就是这样的意思吧！拖辫子、缠小脚，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天经地义的事，剪辫子被视为大逆不道，不拖辫子的洋人则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没有三寸金莲的大脚女人，被当作丑八怪看待。辛亥革命起风雷，皇帝倒台，世风大变，美丑的标准重新颠倒过来，拖辫子、缠小脚就成为荒谬可笑的事了。为什么明清以来，笑话特别发达，许多笑话把讽刺的锋芒指向贪官污吏乃至昏庸帝王呢？正是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逐渐剥落了封建主义神圣外衣的结果。在“四人帮”横行霸道时，“资本主义”的帽子满天飞，人们的思想也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粉碎“四人帮”，分清了是非美丑，才能编出《吃掉资本主义》（《故事会》1980年第6期）这样的笑话，作者把干部到社员自留地买西瓜吃叫作“吃掉资本主义”而加以嘲讽。笑话是社会生活中新旧事物矛盾斗争的反映。但它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推进旧事物灭亡，催促新事物诞生。笑是启发人们辨别是非美丑的重要形式。笑话所表现的虽是假、恶、丑的一面，但在欣赏笑话时，人们是站在真、善、美这一面来嘲笑对象的假、恶、丑的本质的。正因为人们懂得了该事物已被历史潮流、人类理性所否定，才觉得它的装模作样令人作呕，荒唐可笑。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我们嘲笑丑恶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高于它。例如，我嘲笑傻瓜时，我感觉我了解他的愚蠢，了解他为什么这样愚蠢。也了解如果他不是傻瓜，他将成为什么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自己高出他许多倍”[3]。人们懂得李时珍是我国明朝著名的医药学家，才会觉得要“李时珍同志”来接待外国友人这件事是怎样无知可笑。腐朽丑恶的事物会进行垂死挣扎，如果它们已进入笑话领域，遭到人们普遍的嘲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它就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笑话艺术对于鞭挞旧时代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歪风邪气，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不能因其形体小，不登文艺的大雅之堂而小看它。
以上说的是嘲讽丑恶事物的笑话。笑话艺术是否可以用来歌颂美好事物呢？也是可以的。美好事物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也可以产生笑料。在日常生活中，正面人物美好的思想品质，以幼稚奇特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出格反常的地步，也使人觉得好笑。但这是一种激起人们崇敬之情的笑。阿凡提故事中的《买油》，讲阿凡提外出回家，嘴里叨念着别人委托他办的一件事，老婆要他上街打油，油店老板在他碗里灌满了油，还剩下一点，问他往哪儿倒，他便傻乎乎地把碗翻过来，让老板往碗坑里倒，把一大碗油全泼了。回到家，老婆生气，问他为什么只买了这么一点油，他说，这边还有，又把碗翻过来，连碗坑的那点油也泼得精光。邻人听完阿凡提老婆讲完这个故事后说：“他哪里是傻哟，分明是叫别人委托他的那件事分心了。”阿凡提本来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因惦记着帮别人办事，心不在焉地做家务，才显得傻头傻脑的。“大智若愚”，牛顿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把手表丢在锅里当鸡蛋煮；书呆子把全部心思花在学问上，谈恋爱时手足无措。这类现象之成为笑料，和阿凡提买油的情形是一样的。人们也嘲笑他们脱离常情的傻劲，但笑过之后，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可鄙可耻，反而面对他们闪光的思想品质，油然而生敬意。这样的笑话人们也是欢迎的。大概是囿于成见，只把笑话当作嘲讽丑恶事物的文学样式，歌颂新人新事的笑话，目前很少出现。笑话要创新，在这方面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在编写笑话时，要善于观察社会生活中新旧事物矛盾斗争的情况，敏锐地抓住那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装模作样的旧事物的形形色色丑态，以及被一般人视为反常的新事物的各种表现形式，精心构思，提高笑话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避免追求琐屑笑料，失之油滑。
1982年5月
【注释】
[1]原载《故事会》1982年第5期。
[2]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5页。
[3]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