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材料虽然从多方面辑录而来，无疑还很不完全，有待我们今后继续搜求和补充。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他在民间文学蕴藏深厚的湖南山乡度过童年，尔后又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显然从乡民口中接触过许多口头文学。同时他也很注意在阅读古籍时吸取前人记述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等，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宝库。

民间文学饱含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智慧，经历漫长岁月的传承磨炼，变得更加精美动人。毛泽东常被其中蕴含的喜怒哀乐之情所深深打动，情不自禁地以极强烈的方式表露出来。他也十分注意吸取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所概括反映的人生智慧与斗争经验，把它融化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从这些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作为一位人民领袖和广大民众心心相印的动人情景。

和一般研究者不同，毛泽东对民间文学着眼于运用。他把民间文学中的一些传统形象融化在自己优美诗篇的意境之中；他借用民间故事深入浅出地表达革命真理，以动员和组织民众；晚年他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同身边的年轻人说说笑笑讲故事，在娱乐中又寄寓着殷切教诲。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大力倡导作家、诗人们学习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使作品具有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特色，表现出应有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从而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就他对待民间文学的一系列事例来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是把中国民间文学（自然是就它的主体而言）置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之列的。他对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讲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其中无疑也包括了学习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创造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内。

自然，对旧时代产生的民间文学，他没有全盘予以肯定，而是有分析有选择地吸取和创造性地予以改造利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告诉我们，他童年时期对口头上和书本上记述的造反者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从我们现在获得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喜爱的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民间文学作品，倾向性十分明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从多方面来吸收利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往往有深、浅两个层面。旧时代产生的民间文学，其内容自然直接针对着旧的社会现实，这是它思想内容上较为浅近的一个层面。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既有吐故纳新的一面，也有延续稳定的一面，我们无法割断历史，尽弃故我。因而作为传统文化事象之一的民间文学，在其深层往往蕴含着具有延续稳定性的精神文化因子，可以纳入新时代的文化创造之中。《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神话所表现的本来是中华先民对征服自然险阻的渴望，可是愚公那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可以吸取来激励中国人民为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而斗争，还可以激励人们进一步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奋斗不息。毛泽东赋予它以新的象征意义，使得《愚公移山》及其他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光彩，乃至发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应。

毛泽东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和利用，是同他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文化工作中强调群众化、民族化，以及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传统文化等思想分不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具体运用的实例之一。我国对民间文化的大规模的调查采录工作已基本结束，面对丰厚的积累，如何深入地进行研究和开发，从多方面加以利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毛泽东留下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将给中国文化工作者以宝贵启示。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4期；又见《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