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的价值重申
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复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散发出最旺盛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尤其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底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至于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笔者无意就此问题泛泛而论，只想谈谈近期阅读刘锡诚先生《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所得的一点感想。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周扬，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帅，刘锡诚撰写的长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对他组织领导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回顾与评说。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录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读到周扬刊登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扬此文“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又对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周文“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他特别强调指出：
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2]
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2002年才被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正式发表。刘锡诚说，“毛泽东给周扬的这封信，对于理解周扬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以及如何理解农民，都极为重要”；而作为标志，周扬的这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他本人以及‘左联’朋友们曾经的贬低和忽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同时也为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做了铺垫”[3]。可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重视和提倡民间文艺学之风渐入文学主潮，新中国成立后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持续发展，是同共产党人重视乡村、重视农民的历史创造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从西学东渐和少数学人对新学的探求来解释。笔者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为题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刊出，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二十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书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倍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九十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之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4]
笔者个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不息，也是从新中国诞生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被安排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求洪湖革命歌谣，由珍爱这一草根艺术的社会氛围所吸引而以之为业的。新中国诞生后，国家即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半官方的群众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推进全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核心部门持续至今，尔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艺调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被誉为采录研究民间文艺的几个黄金季节接踵而至，所获成果蔚为壮观。不论是少数民族的多部史诗，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还是现今列入国家规划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国际上超群出众，值得引以为豪的文化珍品。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工程强劲实施所取得的。由于民间文艺“出身低微”，长时期受到上层封建文化的压制和社会的轻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才使得民间文艺学进入新兴人文学科的殿堂，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长足发展。但民间文艺学受到漠视的境遇并未完全改变，至今在高校的学科目录中，它还没有获得独立位置，而是在“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样的方式来处置，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及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现已有人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列入“民间文艺学”分支，或恢复20世纪80年代学科设置中将“民间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体制，笔者以为都是可取的。
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及其采录研究活动在世界各国具有普同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五四时期发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苏联和欧美学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国际接轨为前进趋向，其间有利有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文化大潮汹涌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体察中国各民族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的特质和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奋力耕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