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与现实[1]——读义和团传说札记
张士杰同志搜集整理的《义和团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学园地上的一束奇花，无论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异常刚健清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了一个和许多古老的传说故事迥然不同的新的境界。它继承了我国各族民间传说故事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达他们的憧憬和期望的人民性的传统，吸取了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幻想材料、表现手法和用语；然而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色彩，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反映新内容的要求，有许多新的创造，标志着我国民间传说故事的发展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下面试就一九五八年《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铁金刚》《小黄牛》《渔童》《洪大海》和《白母鸡》这一组幻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传说故事，从幻想与现实的结合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六篇故事又可以分为两类。《小黄牛》《渔童》《白母鸡》是一组幻想故事。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幻想性质的。都以某种宝物的得失为展开冲突的线索，基本上属于幻想故事中好人得宝享幸福、坏人盗宝受惩罚这种类型。它的来源颇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总是受着各种各样的迫害，生活在重重的苦难与贫困之中，但他们坚信未来是美好的，便把这种理想用幻想形式反映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使勤恳、善良的主人公由于获得了某种神奇的、万能的宝物而摆脱贫困和迫害，得到了幸福。财主、官家、皇上自然不会让他们平安地过日子，这是一切黑暗社会严峻的生活逻辑。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进行盗窃哄骗，以至抢夺。为了保卫自己的幸福生活，主人公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这种反抗当然不会得到胜利，只能以悲剧收场，广大劳动群众自然是不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坚信“恶有恶报”，敌人的贪婪和残暴总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这类神奇的宝物落到他们手里以后，不是失掉灵性，变成废物，就是反过来自动地给他们一顿严厉的惩罚，例如宝磨被一阵大风吹上天了，然后落下来把贪心的财主砸成了肉酱，等等。这就是原来产生这类幻想故事的现实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爱国意识的觉醒。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前，人们就开始利用这类幻想故事的结构来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利用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抄袭模仿，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对过去的东西创造性地予以吸收。如根据深入内地进行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特点，利用民间传说故事有意识地夸张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新幻想故事中阴险狡诈、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掩护下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形象。或者是在旧的幻想形式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宝物”变为国家经济命脉和民族主权与尊严的象征，它的得失，不仅决定着个别人和个别家庭的幸福，而且关系着一国或一方的兴衰。因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冲突的意义也就变得更为重大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对帝国主义面目的认识日渐清醒，反帝的呼声日渐强烈，这类传统故事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也逐步变得更丰富、完美起来。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某地有一条金牛，下蒙蒙细雨时往往跑到河坡上吃草，人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挺太平，挺和美。可是后来来了一个外国神甫，他看中了这块地方，说要在这儿盖教堂，偷偷地使法术把这条金牛偷走了，于是下蒙蒙细雨时再也看不到金牛出来吃草，人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起来……这是比较早期的传说，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魔爪的威胁，对帝国主义传教士险恶的骗子的嘴脸和如何进行侵略活动还缺乏清醒的确定的认识。在“神甫”的身上，多少笼罩着一些神秘色彩。后来进一步加以发展和丰富，传教士的形象和野心便更明朗化了，不是暗中使法术盗宝，而是公开地从中国人民的手中诈骗和抢夺宝物，故事的基调也变得更为乐观和开朗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阴谋最后总是遭到彻底的失败。他们被关进宝山永远出不来了（《宝山》，流传山东，董均伦、江源搜集）或者想从宝石里取出金鸭儿来，结果被石头炸瞎了双眼，金鸭儿却走到自己主人的怀抱里来了（《金鸭儿》，流传四川，丹陵整理），等等。发展到张士杰同志搜集的义和团传说故事，由于它产生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斗争时期，现实基础变了，因此在幻想与现实的结合上更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传教士的形象有了发展，更飞扬跋扈，不再像《金鸭儿》里面的传教士那样亲自出面从小姑娘手里诈骗、抢夺宝石，并心虚地吓唬小姑娘：“不许乱说，知道吗？”而是通过官家来“断”，“不给鱼盆就犯王法！”“不光要他把鱼盆还给我，一定要他招出口供，贴出告示，定了罪，这才完事呢——我们是讲究说理的呀！”或者是通过卖身投靠他们的奴才——财主流氓大言不惭地欺骗和威胁群众献宝：“献出来，洋大人得了宝贝就回国，咱们过好太平日子；献不出来，要把村子平了，杀个鸡犬不留！”这正是对当时帝国主义在我国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甚至连朝廷当局也觉得“无理已极，情实难言”的黑暗现实的反映。从出现在这些传说故事中的中国人民的形象来说，也更为高大和光彩四溢了。他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帝国主义传教士为什么要抢夺这些宝物；这些宝物的得失不仅关系到个别人的幸福，而且意味着一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存亡，所以不再像《金鸭儿》里面的小姑娘那样，宝石被传教士抢走之后，“心里七上八下地怎么也猜不透：他要这块石头干啥呀？……我……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石头啦！”“中国的宝贝永远是中国人的，你就是霸了去也白费心血！”《白母鸡》里面的媳妇与洋毛子的这两句话就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自然流露。《渔童》里的老渔翁在公堂上理直气壮地驳得县官和洋毛子哑口无言：“这鱼盆是中国河里出的，是中国人冒着生死捞上来的，为什么要献给洋毛子？”“洋毛子说是他们国出的鱼盆，既是外国出的鱼盆，为什么这个小渔童是中国人的打扮，中国人的模样！？”最后竟气得昏倒在地下，更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热情的语言，直到今天依然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故事的结尾也很别致，例如《小黄牛》的结尾，金疙瘩自动地从刘栓怀里向洋毛子滚去，炸死了卖身投靠洋人的财主王大清和许多洋毛子，只有洋毛子军官摔坏了一条大腿，还有口气，“他一看，那些不给金疙瘩的中国人，一齐举着拳头朝他奔来，他吓得连滚带爬，一边朝村外滚，一边嚎：‘妤厉害的中国人！好厉害的金疙瘩！我这就退出中国，饶命——让我留个活气回家吧！’”再如《渔童》的结尾，让渔童用钓竿把牧师钓在半空中，“他把鱼竿上下一抖，牧师悬在半空手刨脚蹬，‘呜噜呜噜’直叫唤！”然后猛地把鱼竿一甩，“‘日——’牧师立刻上了天，跟斗趔趄地滚到天边去了！”这时人民已经在同帝国主义的较量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分子欺软怕硬的本质，所以不满足于完全凭借幻想的力量来战胜敌人，让宝物自动地置敌人于死地就了事，而要求在故事中充分显露出自身的力量、民族自豪感和对帝国主义的蔑视。于是对故事的结尾作了这样巧妙的、出色的处理。
《铁金刚》《洪大海》和《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属于另一种类型，只是结尾具有幻想性质。原来这类故事的结构是这样的：主人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有着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雄心大志，英勇地和凶恶强大的敌人（魔王、财主、县官、皇上）展开了搏斗。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敌人，于是最后凭借某种宝物的帮助战胜了凶恶强大的对手。例如牧童用一颗神奇的骰子把牧主全家定在一个地方几天不能动弹，使牧主最后不得不答应了牧童提出的全部要求等等。这几篇故事的结尾迥然不同。由于他们已经在现实斗争中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伟大的潜在力量，因此不仅不满足于实际斗争的悲剧性的结局，也不满足于凭借某种仙人赐予的宝物来战胜敌人，而是将自己的力量予以夸张，让主人公最后挺身而出，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白莲“小脚一跺，‘轰隆’——平地飞起一片迷人的烟土，往四处一散，整个县城都坍了！攻城的洋毛子一个没剩，都被城墙砸死了！”洪大海从火海里站出来，一下子就长了三四十丈高，“这大汉赶上去，拳头像山，脚像支天柱，连赶带打，洋毛子和官兵死的就海啦！一见活着的洋毛子和官兵四处逃散，正好道旁有一棵一搂粗的大叶杨，这大汉抓住大叶杨‘扑吃’连根拔下，举着一搂粗的大叶杨连扫带打呀——大叶杨一扫，洋毛子和官兵滚成了人疙瘩；大叶杨朝人疙瘩一打，洋毛子和官兵像蚂蚱一样，被打得连蹦带飞！”“不一会儿，这人山人海的害人精都被大汉扫光打净。大汉抬头一看——洋毛子马队跑得快，已经跑远了。大汉双手叉腰，把眼一瞪，‘呸’地朝马队狠狠啐了一口唾沫！这口唾沫不要紧，落地就成了一个大‘唾沫坑’——洋毛子的马队一个没剩都淹死在‘唾沫坑’里了！从这以后，就留下了一个话把：洋兵多，官兵多，中国人吐口唾沫就成河！”结尾多么生动有力，把当时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帝国主义的轻蔑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铁金刚》里面的铁二怔子虽然是由于龙王的帮助才使自己成了一个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没人敢欺侮的人，成了抗击洋毛子的“铁将军”，但这种帮助不是龙王由于怜悯他的遭遇主动赐予，或铁金刚在走投无路时向龙王祈求的结果，而是他蔑视龙王，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以扒庙相威胁争取来的。让我们来听听他对龙王说的那段话吧：“龙王，龙王！我来跟你说两件事——头一件，限你三天下透雨；二一件，你要让我变成一个没人敢欺侮的人。你！答应了还则罢了，要不应呀——三天以后我就扒你的庙！”多么大的口气！实际上在这时他就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形象了。于是龙王三天以后服服帖帖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人民群众在这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那种觉醒的、奋昂的精神状态，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种豪迈的主人翁思想感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义和团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四十多年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爱国热情的总爆发。人民群众这种奋昂的精神面貌和英勇行为不仅反映在那些直接反映义和团斗争的现实性的故事中，也反映在这组幻想故事中。由于这类故事中的幻想是植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的现实和人民群众新的觉醒的意识的基础之上，所以异常健康、清新、优美。这就告诉了我们：只有在现实斗争最尖锐，人民思想感情最奋昂的时刻，才能产生最新最美的幻想。
1959年1月30日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195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