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强调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区别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文学史上来看，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密切相关的。民间口头文学成为许多作家进行自己艺术创造的基础，这是中外文学史上的通例。鲁迅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高尔基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的，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这些吸取和借鉴民间文学而创作成功并给予广泛影响于社会的优秀文学作品，当时都是作为通俗文学而出现的。它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和正统文学相抗衡，受到正统文学家的鄙薄。后来顺应文学发展的潮流，终于挤进文学殿堂，取得了崇高地位。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欧洲的《十日谈》等，莫不如此。民间文学以通俗文学作为中介和桥梁，给予伟大影响于整个人类文学创作，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自然，优秀的通俗文学回到民间之后，又反过来起到了丰富提高民间口头文学的作用，这样的事实我们也不应忽略。《三国演义》的成书，吸取了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它传开之后，人们又在它的启示下，口头创作新的三国故事或“反三国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和技巧，较之原来的素朴传说，都有较明显的进步。由于受书面化的通俗文学的影响，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认清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对发展我国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事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当前情况，以下两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一是通俗文学家要重视民间文学，研究并借鉴民间文学。在我国各族劳动人民中间，蕴含着民间文学的丰富宝藏。全面开发这一宝藏的工作，可以说刚刚开始。利用它来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文化，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些最古老的文化成分常常同现代艺术奇妙结合，孕育出新的文学艺术花朵。
利用民间文学的丰富素材进行再创作，是发展健康有益的通俗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发表于《今古传奇》的徐绪略的《秀才外传》，即依据湖北地方的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编写而成。如制成电视连续片，其艺术效果决不在日本的同类型电视片《聪明的一休》之下。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作品也常常成为畅销文学，并没有被现代生活潮流所抛弃，例如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依据民间文学家搜集记录的两百篇民间故事，编写成《意大利童话》一书，1956年出版后，即大受读者欢迎，曾获意大利著名文学家奖，到1977年为止，已先后印行十三次，发行二千万册。1980年10月在美国出版，又成为畅销书，被《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同时评为当年在美国出版的最佳文学作品（中译本于198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但我们研究民间文学，还应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深刻的要求，那就是深入开掘民间文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以之作为发展通俗文学的有益借鉴。
以民间文学的内容而论，许多故事传说都曾以寻求幸福，摆脱贫困作为基本主题。旧时代民众所憧憬的幸福生活，不可避免地带有小生产者思想感情的局限性。可是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总是热烈赞扬那些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的劳动者，并以高昂的调子，歌颂那些不惜牺牲个人幸福乃至生命换取他人幸福的英雄。而对损人利己的邪恶思想行为，则给予严厉的鞭挞。这些故事传说，深刻地触及到一切伟大民族的美好心灵，因而为世世代代的人民群众所传诵而生命不朽。这不是很值得通俗文学和一切新文学的作者好好研究，认真借鉴吗？
在艺术上，民间口头文学拥有极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段，它是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艺术智慧的结晶，对丰富通俗文学及一切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通俗文学中常见的几种样式，追根溯源，莫不来自民间文学。民间传说常以某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依据而加以夸张虚构，渲染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正是通俗传奇文学的来源。
通俗文学的另一大类是演说神奇怪诞故事，这类文学实际上渊源于古代神话。神话中神奇的幻想，原本是人类童年时期从自己的原始思维出发，对自然与社会所作的一种不自觉的虚构。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转变成自觉的艺术虚构，广泛用于童话等体裁之中，脍炙人口的《西游记》故事，便是吸取这一艺术手段编撰而成。
通俗文学中的滑稽幽默体裁，则从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喜剧性作品演化而来。相声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叙事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济公传》就是将神奇幻想和滑稽幽默结合起来，来塑造济公这个可敬可爱而又可笑的艺术形象的。他实际上是民间文学中仙人形象和机智人物的巧妙融合。
通俗文学中现在深受群众喜爱的推理小说，仔细考究起来，也与民间文学有关。《民间文学》1985年第9期发表的蒙古族的《三个聪明兄弟》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推理故事。它的特点是依据细心观察到的某些蛛丝马迹，来推断较为复杂的案情，借以表现主人公的丰富社会经验与卓越智慧。它是生长在人类智慧树上的文学花朵，很早就已在印度、阿拉伯国家、中国等地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流行，后来才被现代推理小说家所吸收并加以发展提高，成为文学中的流行品种。
这些艺术表现手段已被通俗文学所广泛采用。而在民间，则以更生动活泼的形式，以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形式被口头文学家所运用。通俗文学家如能多接触民间文学，直接吸取它们艺术表现形式的优点，对提高通俗文学质量定会有所裨益。我国著名中年作家冯骥才的获奖中篇小说《神鞭》，在艺术表现上大胆创新，“有意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糅合一起”，“我用荒诞，因为荒诞是个橡皮口袋，可以装进写实的故事装不进去的东西；我又用写实，因为我国读者习惯不管多么荒诞的故事，也必须合乎人情事理，方能被读者接受”[2]。这里讲的荒诞与写实结合，就是属于民间，至今仍在民间童话和传说中广泛流行，曾被《西游记》《聊斋志异》的作者所取用过的艺术手段。西方流行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即属于这种类型的文学。
至于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的美学探索，从中寻求我们民族、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特征，作为文学创作的借鉴，更有着广阔的天地。例如，民间文艺植根于人民生活，可是它所追求的并非简单地“再现”生活，而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来“表现”生活。它不满足于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眼前的现实社会，总是含蓄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去追求美好光明的人生。他们生活在黑暗贫困中，不需要在文艺里反复咀嚼自己的痛苦，而是要借文艺来摆脱痛苦，迈步向前。渗透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这种特殊美感，无疑也是值得今天创作通俗文学的人们细心体会和吸取的。
由于在民间文学中，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累，所以我们应着重强调学习民间文学以促进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近年文学上正出现一种“寻根”热，所谓“寻根”，即在更深层次上寻求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根基，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更富有民族特色。自然，通俗文学的发展，也有可能刺激新的民间文学的产生，并扩大传统民间文学的社会影响。
二是要明确两种文学活动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前面谈了吸取民间文学以发展通俗文学的问题，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开掘和保存我国的民间文学遗产，发展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按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要求和部署，编辑和出版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把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这宗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保存下来，并传之永久。所有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艺术工作的人，都应当关心并以自己的实际努力推进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通俗文学家应当做得更好。这是因为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家和民间文学家本来就存在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我们的许多刊物，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甚至自称为“民间通俗文学双月刊”。我们的通俗文学家，也是一身而二任焉，既写通俗文学，又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这对发展我国的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事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也须防止由此而产生的问题。
在通俗文学热潮中，我们要给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而不要迎合一时的社会文化浪潮，挤占民间文学的地盘，或听任通俗文学浪潮吞没民间文学。刊物兼收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但民间文学报刊完全通俗文学化却是不可取的。
就个人写作活动而言，从事民间文学的记录整理和取材于民间文学进行通俗文学创作，其性质是不同的，应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从民间文学家口头记录故事传说与诗歌，并把它们作适当整理，用文字写定，变成书面文学形式，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一项科学工作，一定要忠实于它口头流传时的本来面目，保存它的科学价值及特殊的文学与美学价值，切实做到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而不可按照流行的通俗文学格调，对民间文学材料进行乱改乱编。或以假乱真，将本来不属于民间文学的个人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随意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向社会兜售。这样做，既不能向社会提供货真价实的民间文学，也难以提高通俗文学的质量和声誉。
编写民间文学读物，或者叫改编、改写，如苏联阿·托尔斯泰改写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坪田让治改写的《日本民间故事》，我们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卡尔维诺改写的《意大利童话》以及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给中学语文课本改写的《牛郎织女》《孟姜女》等等，其性质如同卡尔维诺所指出的，则是一种“半科学”的工作。它可以对原作有所改变，可以加入某些个人创作成分，但须保持原作的基本面貌和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风格。让我们看看卡尔维诺的做法：
在编选过程中，我亦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学”方法着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则加入了我个人的判断。……我从大量的口述资料中（总数约达五十种基本类型）选出最罕见、最优美的故事原型，将它们由方言译成意大利语。如果尚存的唯一版本已由方言译成了意大利文，但没能体现其风格，我就干脆改写这个故事，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我努力充实故事的内容，但从不改变它的特征和完整性。同时，我力求使情节丰富，使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对故事中遗漏和过分粗略的部分，我尽可能予以精心增补。我还努力使故事的语言在不流于俚俗的同时，保留方言的清新和纯朴，极力避免使用过于高雅的词句。[3]
它是用严肃态度和科学方法编写而成的，既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可列入民间文学范围，又是优美动人的通俗文学作品。我国许多熟悉民间口头文学的通俗文学家，完全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把它作为记录整理民间文学的科学范本是不合适的，但它对普及民间文学以及丰富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的品种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好好提倡一下。
至于利用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再创作，那完全属于文学创作活动，可以从自己的创作意图出发自由处理素材，按照作家个人的艺术风格予以表现。利用同一种素材可以写成好几种主题和风格不同的作品，云南的《望夫云》传说，就被四五位诗人写成叙事诗，都取得了成功。取材于民间文学的作品，并不全是通俗文学，其中也有不少纯文学作品，如歌德的《浮士德》。然而民间文学的确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多说了。
由此可见，尽管不少人可以同时从事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可这两种文学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因而从事这两种文学活动也是各有自己的要求与方法的。不应彼此混淆，也不能互相替代，否则，就会制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作品，导致两败俱伤。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国各族人民，既需要通俗文学，也需要民间文学。我们的任务是使它们各得其所，相辅相成，从而在社会主义方向下走向共同繁荣。
1986年12月10日
【注释】
[1]原载《湖北通俗文学论文集》，湖北省通俗文学学会1986年编印。
[2]冯骥才：《小说观念要变》，《光明日报》1985年4月11日。
[3]《意大利童话·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