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留物学说

《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遗留物的论述，既是泰勒有关原始文化的重要学说，也是他研究原始文化，开创这一学术领地的独特方法。

人类文化的原始阶段早已消逝，现代人追溯原始文化状况，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是从地下发掘有关实物，由此形成考古学。二是从现今人类社会中搜寻原始文化遗留成分；早期文化人类学所从事的就是这一工作。现以原始宗教信仰中用杀死活人作祭坛牺牲的野蛮习俗为例，它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表明人对神的敬畏和软弱。但在现代文明社会和不发达地区，却并未绝迹。《原始文化》中就列举了一系列事例，如1843年，德国一个地方建桥，民间风传必须将一个孩子埋在桥基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城墙几次倒塌，后将一个小女孩埋入地下作墙基，才完成这一工程。在加里曼丹的原始部落中，一位旅行者曾亲眼见到建大房子时用活埋女孩作柱基的残酷情景。我在湖北江汉平原农村度过童年，40年代前后也常听人讲起建桥、建闸、建庙需将生人魂魄摄去祭神，失掉魂魄以后，这个人就会死去的种种传说，因此家长严禁小孩到这些大工程的工地上去玩耍，特别是在工程将要竣工之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傩祭活动中，领头的法师要用刀在头上开一个口子，流出鲜血来祭神，俗称“开红山”。现今宗教祭祀活动中普遍流行的则是以宰猪、宰鸡来祭神。这些现今仍然存在的种种文化事象，追根溯源，都同原始时代的人祭习俗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也就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但它们又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从中可看出人类文化演进的轨迹。这样，文化遗留物就成为人类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中介物了。

原始文化遗留物即使在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也并未绝迹，它们更是大量存在于那些因种种原因至今仍滞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或部落中间。对这些文化事象进行实地考察，就可以再现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探索其演进历程，这就是文化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取今以证古”的独特方法。我们在当代学术园地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学人将某种发现称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这一方法就是文化遗留物学说的运用。

《原始文化》中有关文化遗留物的学说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段文字中：

随着世界社会的向前发展，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成为纯粹的遗留。它们的最初的意义逐渐消失了，每一代记得它的越来越少，最后，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为人民所遗忘。后来，民族学努力把点点滴滴零散的或遗忘了的材料连在一起，或多或少有成效地恢复这种意义。儿童游戏，民间俗语，荒谬的习惯，可能在实践上是并不重要的，但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没有丧失意义，因为它们跟古代文化的最富有教益的阶段之一有关。某一种人的丑恶而残酷的迷信可能是原始野蛮人的遗留……（115页）

在那些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明的实际进程的证据中，有一广泛的事实梯阶。我认为可用“遗留”（Surrival）这个术语来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15页）

怎样评价泰勒的文化遗留物学说？这里引用两段文字，一是日本学者集体编撰的《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中的评述：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利用这种残存形态从现在追溯到过去，从而认清进化的过程。总之，残存、遗留的概念已成为进化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最有力的武器。

再就是我国著名学者刘魁立在《原始文化》一书序文中的论析：

（文化遗留物）这一学说被科学业发展的历史所继承，至今尚被许多学者称道，并在一定范围内所沿用。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种文化遗留物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创始的人泰勒夸大了。文化学家不仅要研究文化现象当中的继承的因素并对它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应该对新生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特点、原因、功能等等进行深入的探索，这也是他无可推诿的重要天职。

文化遗留物学说和方法的科学价值，已在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上得到证实。在今后的文化史研究中也仍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按此学说，文化人类学家努力搜寻原始文化遗留物的种种表现并恢复其日渐模糊的本来意义，类似于发掘和辨认早已毁弃的古建筑的遗址。然而现存的民间文化的性质并非古建筑的断垣残壁，它是生动活泼而不是静止僵死的，既有传承稳定的一面，又有蜕变更新的一面，它常常在陈旧的躯壳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推陈出新。文化人类学家面对许多活生生的民间文化事象，如果只注重搜求原始文化遗留物，就很容易产生忽视民间文化新发展的片面性。以前面提到的人祭习俗为例，后世传说故事中的《李寄斩蛇》《李冰入水斗蛟》等，虽有用人祭祀蛇神、水神这种原始习俗的遗留，故事的主旨却在于歌颂英雄人物舍己为群、英勇无畏的崇高品质，表现人对异己力量抗争的胜利，其文化内涵已经大大跨进了一步，显然不宜作为纯粹的原始文化事象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