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书”[1]

中国的故事文学有多种样式，“善书”是至今似乎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一个重要品种。

郭沫若在《沫若自传·少年时代》中曾回忆他童年在家乡——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听讲善书的情景道：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吧。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有时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2]、筒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出来。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3]

湖南也有这种宣讲善书的习俗，作家谢璞回忆道：

我的童年时代，在一个上万人居住的集镇度过，它素有“小南京”之称，街巷、桥头上，常常可以听到卖艺人卖唱，有三棒鼓、渔鼓、地花鼓、板凳戏、木偶、皮影子戏。也有初一十五插烛点香在“善恶台”上的“宣讲”，这是带表演性质坐下来叙述的善恶故事。^[4]

在湖北的山区、平原和水乡，宣讲善书也是普遍流传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我是在江汉平原的沔阳农村度过童年的。这里宣讲善书的习俗和四川、湖南大体相似。秋后的农闲时节里，人们在空旷的稻场上搭起一个高高的台子，燃点香烛，请专门从事这一活动的先生照着本子宣讲。黑压压的人群，在肃穆的气氛中被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穿插在说白里的咏唱调子，哀婉动人，不时激起台下农民，尤其是妇女们的唏嘘感叹之声。旧时湖北农村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据我记忆所及的有三种：一是唱地方戏，二是演皮影，再就是讲善书了。“善书”的名称是从农民口头来的。其实它就是讲故事，是一种以劝人为善为主题，面对听众，照着本子，登台宣讲的民间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不拘形式、即兴讲述的传统民间故事有显著区别。

在中国北方农村，是否有善书流行，未敢臆断。但它的流行范围，决不限于四川和两湖，有些善书本子，常以江浙为背景，很可能在江浙农村也有，大约它是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南方农村广泛流行的一种故事活动。对这种曾经影响过亿万民众而且内容和形式颇为独特的故事文学，我们实在有加以认真研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