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动物故事的艺术特点[1]

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动物故事集》是一部优美、清新的民间故事选集。

尽管产生这些故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它们所表现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经验、智慧等等，不仅能为今天的我们所理解，还能陶冶我们的情感，增长我们的智慧，丰富我们的知识。它们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

在艺术上，这些故事质朴、清新，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了劳动人民惊人的创作天才和智慧。阅读它们时，宛如置身百花园中，令人有目不暇给、美不胜收之感。那些深刻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内容，正是通过优美生动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它不仅使读者在美的享受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也为我国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新的童话、寓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这里只谈几个最主要的艺术特点。

首先是形象生动，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故事的主角都是一些虫鱼鸟兽，甚至还有一些是没有生命和感觉的物体。但作者却能通过精心的构思，巧妙的联想，将它们化身为人，让它们装扮着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角色，串演着人类的悲喜剧。其所作所为，莫不与人惟妙惟肖，而又保持了其本来的特点。人与物的特性自然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系列神形兼备、生动完整的艺术形象。在这里，真使人不能不叹服劳动人民在创作这些故事时拟人手法的高妙。例如《小白兔的故事》（壮族），讲小白兔去偷瓜吃。在糯米捏成的守瓜人面前，先是看见有人守瓜，掉头就跑；可是回头一看，守瓜人却一动也不动，就走拢去戏弄他：守瓜人还是不动，小白兔的胆子更大了，抓了两把泥沙抛过去，想试探一下守瓜人的反应；守瓜人仍旧不理会，这时小白兔便得意忘形起来：“嘎，你不认得我吗？那我就打你一下！”于是伸出右“手”向守瓜人肚子一拳打去，结果反被守瓜人紧紧粘住了。这只逗人喜爱的小白兔，一方面反映了儿童天真淘气的性格特征与好奇心理，同时也写出了小白兔所扮演的角色的要求，用富有诗意的想象，合理地“发展了”它的自然特征，所以人与物的特点结合得自然而巧妙，不露斧凿痕迹。作者运用拟人手法的高妙，尤其表现在用同一动物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用各种不同的动物来象征和影射同一对象上。例如骄傲自大的这种品质，就可以体现在五灵子鸟（《鸟王做寿》）、黄花鱼（《黄花鱼和鳘鱼》）、天鹅（《骄傲的天鹅》）、老虎（《一只好胜的老虎》）等身上。兔子可以用出众的智慧和口才惩罚凶恶狡猾的狼（《兔子判官》），也可以因为自作聪明，结果反被聪明所误而留下笑柄（《兔子的尾巴》）。狐狸大多是干坏事，扮演着反面角色，但《狐狸与大龟》（藏族）这篇故事里的狐狸却又是智慧的象征，它设法让鹿能够安全地到海子边去喝水，而不被大龟所害，后来又巧妙地识破了大龟陷害它的种种圈套，避开了敌人的锋芒。老鼠在这些故事里也是一方面干着坏事，受到了人们的鞭挞与讥笑，但在《猫和老鼠》（藏族）的故事里，它们受欺骗受残害的不幸遭遇，又引起了人们的同情，最后不能不为它们识破敌人的伪善面孔而高兴。这就决定了尽管这本故事里的主要角色，总是那么一些，如狐狸、野狼、黑熊、老虎、狮、兔、鼠、猫等，但展示出的社会生活的图画却丰富多彩。在这里，包含着运用拟人手法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以物拟人，目的在于用自然物的形态、习性及活动特点等来比喻和象征社会上的某种人和某种社会关系，揭示人类生活的真理。作者在塑造它们的形象时，既要尊重它们本来的特性，又要把这种特性通过巧妙的联想，和作者所要影射象征的对象的特点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动物只能扮演一类角色。既然是以物喻人，显而易见，人与物不能完全等同，作者所利用的只是它们身上某一点或某一部分特征。它们的特性是多方面的，往往既有美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对人既有利，也有害。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心理的差异，人们对各种动植物的情感和态度也不尽相同，而且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随着这些动植物和人们利害关系的改变，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这就决定了一种动植物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作者的笔下，可以被描绘成类型不同的甚至思想性格相反的角色。此外，不同题材也要求对选取的物类作不同的处理，使角色的特点和题材的性质相一致。如《猫和老鼠》这个故事所影射的社会内容就只有借猫和老鼠的特点及其本来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表现出来。如果把老鼠换成兔子，或者是把两个都换掉，改成狼和兔子的故事，显然都不及用猫和老鼠在内容和形式上结合得这样妥帖，甚至会弄得不伦不类。认真地吸收这方面的艺术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打破童话创作中曾一度流行的老鼠不能充当正面角色以及老虎在童话世界里只能吃人等清规戒律的束缚，促进童话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

其次是故事引人入胜，结构单纯、严谨。这些故事并不曲折，但引人入胜，十分生动。结构上，条理清晰，主线突出，删除了一切枝蔓，显得异常单纯。但这种单纯不是单调，千篇一律，使人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味同嚼蜡；而是一种朴素美，是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才能做到的。

在这里，我觉得要特别提到的，是作者善于运用大胆、新奇的想象，根据对象生活习性的特点，来安排它们的活动与遭遇，构成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的故事。例如《为妈妈报仇》（苗族）这个故事里的角色：野猫、鸡崽、缝衣针、牛屎、棒槌、板栗、螃蟹等等，有的是动物，有的是水族，有的是家具，除野猫和鸡崽原来保持着某种自然的关系外，其他都是“素昧平生”，毫不相干的。但作者却别开生面地用新奇的想象让小鸡崽联合它们一道去打败了凶恶的野猫。小鸡崽把野猫引起床；野猫取火点灯，被壅在火里的毛栗把眼睛炸了；接着去舀水洗眼睛，又被躲在缸里的螃蟹咬得叫苦连天；它站立不稳，想去坐一会，插在板凳上的缝衣针刺得它昏了过去；它醒过来想逃出门，脚踩着牛屎，滑倒在地下；这时躲在门枋上的棒槌，便狠狠地打下来，压住它，于是小鸡崽们围上来你一啄、我一抓，把它撕得稀烂。作者一方面注意了尊重事物的特点，而又不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能够巧妙地从它们的特点出发，根据作品的艺术构思，来安排故事，展开纠葛，最后表达出作品的主题思想。禽言兽语，物物相仇和相亲，这当然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在童话和寓言创作中是被允许的。如果要求作者所描写的动植物的生活情景必须和它们实际的生活习性、相互关系一模一样，那也就没有了童话，取消了幻想在童话中合法存在的权利。但这种虚构决不能不受任何约束地信口胡编，凭空杜撰，必须遵守一定的逻辑性，也就是要做到使读者相信。虽然作者所讲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在童话所假定的那个环境底下，根据事物的规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却是可能的，合乎情理的。从而为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所吸引，自然地接受了它们的教育和感染。小鸡崽敌不过野猫，缝衣针、棒槌等等，更不是野猫的敌手，这是尽人皆知的。但《为妈妈报仇》所讲述的这些物类联合打败野猫的故事却能使人信服。原因何在呢？因为作者提供了合理的假设，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把它们安排在足以展其所长的特定岗位上，而这种安排，又正好符合了野猫在那个特定环境中行动的必然规律，所以故事的发展就显得丝丝入扣，毫不牵强生硬了。读者明知是假，却又不得不信以为真。正是在这里，表现了这些故事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

第三是语言简洁生动，富于诗意和美感。这些作品主要是通过叙述故事来刻画形象、表达主题的。作品中动人的叙述就像清亮的小溪在春天的草滩上流淌，是那样的平易自然，活泼生动。作者是把对象放在紧张尖锐的斗争中的一定位置上，来刻画他们的神态动作和心理活动，揭示他们的特点。用语简洁，不堆砌辞藻，也不作过分渲染，而在艺术效果上却能做到准确传神。如《猫与老鼠》中，猫宣称自己做了大喇嘛，“今天我要像活佛那样讲经”，并对那些存有戒惧之心的老鼠讲：“我早就不吃肉了，我只吃山坡上的嫩草，只饮草上的露水。”看来好似信口开河，实际上也是从猫的特点出发的，所以才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它们看起来好像都是漫不经意，敷衍成篇，仔细品味，却又如珠玉在掌，晶莹闪亮。这是一种积累了对事物的精细观察，胸有成竹，而又具备驾驭语言的纯熟技巧才能做到的功夫。在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齐白石老人笔下的那些小动物。虽然在我们面前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品种，它们运用笔墨的经济、自然、传神却是一致的。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不是以纯客观的、冷漠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而是怀着热烈的情感叙述着这个动物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作者对故事里的角色与事件有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和鲜明的褒贬态度。而且巧妙地做到了寓爱憎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不是作者自己出面评长论短，采取生硬、笨拙，教训读者的口吻。如《鸟王做寿》最后讲：“五灵子鸟又成了光棍了，身上一根毛也没有，缩头缩脑的躲在角落里。”《熊的尾巴哪里去了》最后讲：“熊轻信了狐狸的话鱼没有吃到，尾巴却丢了大半根！”《蚯蚓和虾子》最后讲，虾子偷来的两只眼睛“总是鼓在额角两旁，又难看，又好笑……虽然有了眼睛，心里却从此没得快乐，他提防被蚯蚓撞见，一天到晚躲躲闪闪”。《螺蛳和兔子》讲兔子自恃聪明伶俐，瞧不起螺蛳，结果在一次比赛中滚进水塘，输给了螺蛳。最后螺蛳对兔子说：“兔先生，到底是你笨，还是我笨？”《虎和人》讲老虎不相信人的力量和智慧，最后遭到人的惩罚。这时“马在一边看见了，大笑着说：‘我说人的计策多得很，你不信嘛。现在，你相信了吗？’水牛也在一边笑着说：‘你不信我的话，现在，安逸了吧？’……”这些故事中的生动叙述和语言的感情色彩，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196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