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善书和其他传统文艺形式一样，也是可以推陈出新的。湖北省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已开始注意到对善书的改造，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布谷鸟》在1981年底用两期篇幅连载了汉川县刘德谦等创作的新善书《匕首案》，并在湖北省举行的“百花书会”演出，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些地方把善书和鼓书、评书放在一起，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三书”——三种曲艺形式来抓，是有见地的。
善书对新故事创作的借鉴作用，颇值得我们重视。
它着重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乡土味。它重视故事的道德教育作用，努力把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劝善惩恶、化导世俗的明确教育目的统一在作品中。它的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而又注意生活细节的点染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听来亲切感人。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既有适当的说理，讲说做人的道德，又以突出的笔墨，让主人公倾吐情怀，把叙事、说理和抒情结合起来，显得格外生动活泼。
它的篇幅短小精悍，以一人一事为主构成完整的故事，适于以机动灵活的方式向群众宣讲。
它出于通俗文学作者的笔下。这些作者既有相当的书面文学修养，又十分熟悉群众的口头文学和语言。所以他们书面写成的本子，同时又是生动活泼的口头文学，在口头宣讲时能为文化落后的乡村民众所接受。他们显然从传统民间故事中吸取了滋养，也借鉴了中国书面叙事文学，主要是白话小说的优点，于是创造出了这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通俗文学新体裁。
以上几点，我以为都是可以作为创作新故事的借鉴的。自然，这些优点，是从善书这种体裁总的特点中概括出来的，在那些出色的本子中体现得比较鲜明，至于那些思想和艺术都很拙劣的本子，可取之处就甚少了。
借鉴是吸取其优点，加以融化，不是生吞活剥地模仿。善书中充斥着封建道德和封建迷信的说教，自然须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替代。它的悲伤情调是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反映，反映今天劳动人民新生活的故事，自然会具有乐观开朗的情调。不搞庸俗低级趣味，具有严肃的道德教育内容的故事今天仍然是需要的；也应从笑话、相声等喜剧性文艺体裁中吸取幽默风趣的艺术成分，使新故事在艺术形式上显得更为生活动泼。如创作新善书，讲唱结合这一特点是应保持的，创作新故事，就不必照搬，以免破坏故事叙述风格的统一性。至于在故事中穿插一两段歌谣或顺口溜，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我在前几年出版的那本《略谈故事创作》中，谈到新故事同传统民间故事的联系时说：“新故事中，包括两类作品，一是传说，一是故事，从艺术表现上，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是从传统故事中的历史传说与生活故事发展而来。”现在看来，这个论断还不够全面。新故事不仅同劳动人民直接创作的民间故事传说存在渊源关系，还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善书这一类故事文学之间有着深刻联系。这不能从创作新故事的人是否听过读过善书本子来断定其影响，应从故事文学同群众文化生活的联系来进行考察。善书这种体裁，虽不是群众直接创造，却是在群众艺术欣赏习惯、趣味的推动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殊形式和风格的。群众欣赏善书这类故事文学的习惯、趣味，也会同样给面向群众的新故事以积极的影响。
在我们提到的二十个善书本子中，有一半以上出在四川，它们的风格和四川的新故事就有不少相一致的地方。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然而又是相当深刻的。另外，善书和新故事都是由文人以书面形式创作而供口头发表的故事，这一共同特点也使得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看来比新故事同传统民间故事的联系更为明显突出。它是新故事艺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善书是中国农村一种重要的、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故事。善书的出现，反映了故事文学发展的客观趋势。研究善书的文学形式与活动形式的特点，对发展新故事创作和讲故事活动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1]本文以《“善书”——中国农村故事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为题，原载《民间文艺集刊》第4集（1986年5月）。
[2]即“渔鼓”。
[3]《沫若自传》第1卷《少年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4]谢璞：《这里有芬芳的“奶汁”》，《楚风》1982年第1期。
[5]任继愈：《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第3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7]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
[8]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