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1]
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久以前整理了民间流传的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把它编进了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一册。8月号的《北京文艺》上李岳南同志写的《由〈牛郎织女〉来看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文，在论述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也谈到了这篇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作者认为这篇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成功的主要表现，就是整理者“对于牛郎、织女形象的描绘上，内心的刻画以及一些必要的细节（如织女在天宫时的苦恼情况和牛、女的家庭生活等）和必要的伏线（如老牛会说话等），不但没轻易放过，而是达到了刻画入微、合情合理的要求”。和李岳南同志的看法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整理编写工作失败之所在。
首先，我认为这些“描绘”和“刻画”与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因此显得可有可无，甚至画蛇添足。我们都知道，民间故事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刻画人物形象，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受到感染和教育。情节的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凡是一切和情节发展毫无关联或可有可无的细节描写，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讲起来方便，听起来清楚，容易突出主题，在读者心灵上造成鲜明的印象，没有头绪纷繁和一团模糊的感觉。整理后的《牛郎织女》的主要情节为牛郎、织女大胆的结合，王母娘娘对他们的迫害——被隔在天河两岸化为牵牛、织女二星，和他们的反抗精神。歌颂他们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叛逆精神，应该是这篇故事的主题所在。其他一切交代、照应、描写，都必须紧紧地围绕着这条主线，根据它的要求来进行适当的剪裁。文学课本的编者却忽略了这一特点。他们为了扩大故事的教育效果，企图使学生不仅从作品的主要情节所显示出来主人公的某些优秀品质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中受到教育，还要认识到“牛郎的善良和勤恳”，“织女的勤劳”，“牛郎兄嫂的贪婪和自私”等等。所以就加进了一些不必要的“描绘”和“刻画”，如李岳南同志所形容的“不厌烦地”写了牛郎兄嫂如何待他很不好，他照看那头牛如何挺周到，那头牛如何由不会说话而“转化”到会说话，以及哥嫂如何把他赶了出去，和牛郎在这些事件中的心理活动，等等。这样的描写达一千三百字左右，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然后才言归正传。牛郎的善良和勤恳，他的悲惨的遭遇，是获得老牛的帮助和织女的爱情的必要条件，否则，情节的发展就会显得不合情理。但它不是故事的主线。故事的主题并不在于表现牛郎的善良勤恳等优秀品质和牛郎兄嫂的贪婪自私，像许多兄弟分家的民间故事一样，因此对这几点只需用精练的语言，简略地叙述一下就够了，显然不必作“入微”的“刻画”，弄得主次不分。至于老牛如何由“一个动物性格后来转化为人的性格”的描写，李岳南同志认为这种“新的创造和加工”，“更发挥了这个故事的人民性和艺术性的光彩，更符合于群众的要求和艺术上的真实性”。我认为也是画蛇添足。谁都知道，将动植物人格化的这种手法，早已被固定下来，成了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之一。动植物说人话或具有某种神奇的本领，在民间童话、故事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读者并不觉得有什么“突然”之处。把它们如何由动物的性格“转化”为人的性格这样一个“转化”过程详详细细地向读者交代，完全没有必要。
由于这些描写是作者凭主观的意图和爱好加进去的，自然毫无民间的气息，在风格上和故事的本来面目极不协调。正如酒精里掺进去水一样。
前面已经谈过，民间故事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的逻辑发展来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主题的，一般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这种艺术手法曾有力地影响了中国许多古典小说的创作，鲁迅的小说也保持和发扬了这种优点。但经过编者整理之后的《牛郎织女》，在人物“内心的刻画”方面，却达到了“入微”的程度。这一特点在原文描写他们兄弟分家的那一段更为突出：
哥哥嫂子想独占父亲留下的家产，现在牛郎长大了，要是他提出分家，怎么办？牛郎从小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干脆说不分给他，想他也不敢说什么，可是左右邻居不免说闲话，独吞家产的恶名声传出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恨爹娘多生了个牛郎。
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家产，咱们分了吧。一头牛，一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三分像笑七分像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去成家立业。天还早，能走就走吧。”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哥哥嫂子既然扔开他像泼出去的水，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稀罕，幸亏那头老牛归了他，亲密的伙伴在一块儿，离开家不离开家有什么关系？
这种“入微”的“内心的刻画”显然和民间故事的艺术风格是不相容的。
而且这种描写所用的语言也是极端缺乏民间色彩的。民间语言的精练、形象、铿锵、和谐、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夸张和比喻的经常使用等特点在这儿一点也看不到，完全是道地的现代文学语言，如果不加说明，谁都会以为它是从一篇什么现代小说中摘录下来的一段。
由于这种描写的性质完全是现代化的，所以就破坏了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牛郎织女的形象本来是具有很浓厚的幻想色彩的，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读者的感染作用。作者却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表现方法来描写他们，赋予他们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于是他们在某些地方，比如在分家的场合中，也变得现代化了，以致前后判若两人。刚才所引的这段文字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牛郎织女”的整理编写工作中，也普遍存在于整个民间文学领域。例如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方面比较有成绩的董均伦、江源、肖甘牛等同志，的确整理出了许多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些作品充满了现代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有的只是一个故事框子。因此看起来不像民间故事，倒像是短篇小说。有的甚至连一般的小说还赶不上。由肖甘牛同志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宝盖山》一书中的许多“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就是较突出的例子。其中像“四凤慢慢抬起头来，望着妈妈满是皱纹的脸孔。她想到以前爸爸交不起恶霸地主的田租，在监牢里给关死了。哥哥被抓壮丁抓走后，在匪军官的枪头下折磨死了。……”这样拙劣的描写，俯拾即是。许多地方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民间故事，有些整理工作做得更糟，往往弄得一篇民间故事面目全非。比如今年4月《广东文艺》上发表的吴启彦整理的《幸福的柏耀》，其中就有竟拙劣到如此地步的描写：
仙女穿好了衣服，走上了水塘的堤上，她看见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诚实而又英俊的青年，也看着青年人的那一对火热的爱恋的乌溜溜的眼睛，她顿时觉得这个青年很是可爱，一种年轻人应有的爱情之火，也在她的内心里燃烧起来。她投进了柏耀温暖的怀抱，她答应了柏耀的要求，做了柏耀的妻子，做了一个欢乐人间的凡人。
民间故事的许多艺术特点是在长时期的口头流传中形成的，它和这些故事所表达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完美的整体。对这些艺术特点的忽略，必然会破坏故事中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损害到内容的表达和民间故事的思想教育意义。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主要由于我们许多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对这种工作采取了一种简单的、粗暴的态度，忽略了整理民间故事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即保持民间故事原有的风格和艺术特点。他们想“丰富”民间故事，扩大民间故事的教育效果的主观意图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他们没有更深入地进行搜集工作，掌握足够的资料，没有认真地研究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因此就不可能像阿·托尔斯泰那样“从无数主题相同而手法不同的故事当中，先挑选出最有趣和基本的一种，再用别的语言和情节生动的故事来丰富它”。他们不能根据原来的风格用民间的手法和民间语言来增添、改变，或补足故事的某些地方，把民间故事的一切清新和自然保存下来，只好用一些拙劣的描写、廉价的形容词像写小说那样把故事的框子填满。
再没有谁比阿·托尔斯泰对这种现象批评得更为中肯的了，他说：“编这种故事集的人常常担任故事的改写工作，并且常常不是用民间语言，不是用民间的手法来复述它们，却是文学地，那就是用老一套的语言，用文绉绉的语言来复述它们，这种语言，和民间语言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用这种方式复述的故事，常常失去一切意义——这些故事里面，优美的民间创作，就只剩下了一个主题，而最主要的东西——像民间语言、机智、清新、特色、叙述和谈话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民间的风格——全都失去了，这正好像蝴蝶翅膀上美妙而脆弱的图案，碰到了人的粗笨的手指给毁坏了一样。”这篇写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前面的序言，经常被我们许多从事民间文学整理、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引来引去，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用它来作为镜子，检查一下我们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缺点。
在这篇文章里，阿·托尔斯泰也介绍了他整理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宝贵经验，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根据原来的风格”增添、改变、补足故事的某些地方，“把民间故事的一切清新和自然保存下来”。而这一点，只有在对这种工作采取审慎的态度，艰苦深入地进行搜集工作，掌握丰富的资料和认真地研究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
作者不是专门做民间文学整理研究工作的，以上意见是否恰当，希望能得到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指正。
1956年9月15日，武昌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副题为“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曾被选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