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对民间故事（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熟悉和喜好的程度并不亚于民歌。他在《矛盾论》这篇著名的哲学著作中，曾专门讲到神话和童话，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他是把“夸父逐日”“羿射九日”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聊斋志异》中的鬼狐精怪放在一起，即把不同类型的幻想故事合起来加以评说的，并未涉及古代神话同其他幻想故事区别的特殊本质。这些幻想故事也讲到事物的变化，但那些变化并不是在现实中根据一定的条件实现的，而是出于想象，体现着人们的某些主观愿望，有些还比较幼稚。所以它们不是现实变化之科学反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插进这一段文字，强调了要把促成事物转化的美好的主观幻想同科学的认识及实际的努力区别开来，给人的印象十分生动鲜明，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学知识。尽管这些故事中的千变万化同现实有很大距离，可是它却招人喜欢，有的还具有永久的魅力，为什么？因为它们表达了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和战胜邪恶等等的积极心态，从而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借此在精神上彼此沟通，互相感应。
毛泽东自己也喜欢这些幻想故事。他在1931年春写成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不周山下红旗乱”之句，在自注中他指出，这里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他列举《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和《史记》等几种关于共工的记载后说：“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中国古代神话没有严密的系统，不同古籍中的记载往往有所不同，这是民间文学中常有的变异性之具体表现。《淮南子》中的记载是水神共工和北方天帝颛顼争夺帝位宝座，“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得“天柱折，地维绝”，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神话中没有说明最后的结局，然而从它所展现的共工之英雄气概来看，“共工是胜利的英雄”。诗人的心灵由此受到震撼和启迪，便将“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和奋起反抗黑暗统治而“怒气冲霄汉”的红军联系起来，熔铸成了“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壮阔意境。1957年写成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诗人再一次浮想联翩，在缅怀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时，让神话中长住月宫的两位仙人——吴刚和嫦娥献酒献舞，盛情相待，巧妙地将神话与现实交织成感人肺腑的诗篇。
毛泽东对其他体裁民间故事的巧妙借用，有两个例子是人们所熟悉的，一是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于《列子》，原本是一个表现征服自然主题的神话，“愚公”与“智叟”对比，愚公并不愚，他以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天帝，天帝于是派了两位巨人把两座山背走了，这样就将神话改变成了一篇寓言。毛泽东借用它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人民决心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比喻生动有力，曾给人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
另一个例子是在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引用了一则《农夫与蛇》的古希腊伊索寓言，告诫我们“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应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把民间寓言中包含的宝贵哲理加以提炼发挥，成为启发和激励人们投入一场伟大斗争的精神武器。
实际上，毛泽东在即兴演讲和日常谈话中涉及民间故事的生动事例更多。直到他去世后这些事例才在许多回忆录中不断公之于世，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毛泽东十分喜爱和赞赏古代楚国大诗人屈原的作品。1954年10月在送别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不仅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爱国诗篇，还说：“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陈晋：《骚怀楚屈平》，《瞭望》1991年第35期）这里讲到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同时也涉及一个古老传说，据《续齐谐记》所载，汉建武年间，长沙人欧回在梦中见一位自称三闾大夫的人相告，乡亲们给他的祭品，“常苦为蛟龙所窃”，请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以免蛟龙之患。此后吃粽子便相沿成习了。毛泽东对尼赫鲁讲的就是湖南民间广泛流传的这一传说。据闻一多考证，端午节将粽子投入江河，原来是以龙为图腾的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后来在怀念投身汨罗江的伟大诗人屈原这一民族心理的驱动下才演变成祭奠屈原。
中国封建社会曾有过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并伴生出许多悲壮感人的传说故事。毛泽东读史时，往往不大相信正史的记载，而神往于一些民间传说。如《明史纪事本末》第45卷《平河北盗》一节中，记叙了明中叶河北刘六、刘七及赵燧领导农民起义的始末，说他们三人失败后被杀。毛泽东在书页空白处批注道：“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象黄巢么？”（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引诗证史》，《瞭望》1991年第39期）宋人陶谷在《五代乱纪》中引民间传说，认为黄巢失败后落发为僧，并留下诗篇：“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毛泽东相信这一传说，并认为明代的赵燧、刘七也和黄巢一样，并未被杀害。明代的李自成、清代的石达开等等，在失败后都有遁入空门的传说生于民间。李自成究竟是被害于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还是在湖南石门县的夹山寺出家当了奉天玉大和尚，曾引起史学界的热烈争论。毛泽东在这方面深为民间传说所吸引，一方面可以启示我们要重视民间传说的历史价值，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他对这些农民英雄的景仰崇敬之情。
民间传说中不仅铭刻着历史的印记，尤其是蕴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情感与期望追求。它们常常引起毛泽东强烈的共鸣。除以上两例外，还有一件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对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的欣赏。据人们回忆，1953年到1954年，他看过几遍《白蛇传》戏曲的演出，每次看都要流泪。1958年在上海又看《白蛇传》，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当白娘子和许仙生离死别时，他完全进入到戏的情节中，先是“泪水一道一道往下淌”，后来“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到法海要将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时，他竟然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讲：“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最后同演员见面时，他只和演白蛇、青蛇、许仙的演员握手，而不理睬那个法海和尚。（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从这里，我们鲜明感受到了人民领袖和创造传诵《白蛇传》故事的广大民众心心相印的赤子之心，民间文学的悠长生命力也由此得到生动显示。
还有些事例表明，毛泽东善于用他所熟悉的民间故事来说明社会和人生哲理，给人以巨大教益。据人们回忆，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曾给从事电讯工作的“红小鬼”们讲过《鲁班石》的故事。故事梗概为，一伙工匠在河上建石桥，快竣工时，却发现在桥洞脊梁处缺少一块石头。大家到处寻找，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那块垫着捶草用的石头挺合适。搬去用上，才把石桥修好。原来这是鲁班祖师有意给他们准备的。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说：“红军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回忆者说：“从那以后，我们就常以要做革命的‘鲁班石’来鞭策自己的进步。”（刘泮林：《要做革命的“鲁班石”》，见《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到他的晚年，仍不时给身边工作人员讲故事，并从故事中悟出新意，或赋予这些故事以新的涵义，使人们受到智慧的启迪。据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所载，1975年8月，毛泽东同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一道看香港影片《云中落绣鞋》。这原是中国流行甚广的一个民间故事，在钟敬文于30年代初研究归纳而成的45个“中国民谭型式”中就有它。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就这个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演变，写过一篇长达8万字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发表，文章提到它被摄制成好几部影片，“其中有一部在美国许多城市、估计同样在世界各地都可看到的一部西班牙电影，就是人们对这一主题兴趣不衰的证明”。这个故事曾被改编成通俗小说、戏曲和弹词，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摄制的《云中落绣鞋》也是由它改编而成。故事梗概为，两个青年前往山中营救被妖精抢掠陷入枯井的小姐，那个舍身相救并倾心爱恋小姐的年轻人首先下到井里，将小姐装到筐里让别人把她拉上去脱离险地。可是井上的青年却心怀鬼胎，用石头把井口封死，然后独自将小姐送回，妄图骗取荣华富贵。井下青年死里逃生，最后揭穿骗局。看完电影后大家不禁议论起来，都同情那个老实厚道的井下青年而憎恨奸猾的井上青年。毛泽东却发表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议论：“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愚蠢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他当然不是将这两个青年的是非善恶面貌颠倒过来，只是撇开感情因素，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他俩谁更聪明，谁更有处世谋略。这样，井下青年就不及井上青年了。这个民间故事在表现善恶终将各有所报的主题时，实际上也借好人遭陷害的情节，概括反映了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处世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同护理他的几位姑娘争辩，既是引导她们在思想方法上标新立异，也表现出他的诙谐幽默。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这本书，还给我们留下一些关于他给身边护理人员讲故事时的生动情景：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主席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小孟把沙发椅向主席的身边靠近一些。主席操着难懂但还能让人听得懂的湖南话，给小孟讲起来。此时的小孟，就像几岁时，听爷爷奶奶讲那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一样，听得那么专心，那么入迷。
“有一个人，从自己脖子上捏下一个虱子，害怕别人嫌脏，赶忙扔到地下说：‘我当是一个虱子呢，原来不是个虱子！’另一个人马上捡起来说：‘我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
小孟听完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瞪着她那清澈如水的大眼，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发问了：
“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一点也不好听。”
“傻丫头，你什么都不懂噢。这就是说，告诉我们要讲实话嘛，虚伪的人真是可笑。”
小孟听了恍然大悟，于是她也觉得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
“主席，再给我讲一个，你看看我能不能猜出什么意思。”
主席又给小孟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天，乾隆皇帝和一个大臣来到一个庙里，迎面是一个大肚子弥勒佛。乾隆便问大臣，弥勒佛为什么对着我笑啊。那大臣说，这是‘佛见佛笑’。乾隆听了很高兴。当他往佛侧面走几步之后，又回头一看，见弥佛勒正对着那大臣笑呢，于是便又问那大臣：弥勒佛为什么也对你笑呢？那大臣赶紧回答说：‘他笑我今生不能成佛。’”
小孟听到这里，咯咯地笑起来，急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是讲那个大臣会拍马屁。”
主席点头称赞：“进步很快嘛，好聪明的傻丫头！”
就是这样，主席高兴的时候，常常给小孟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起来是那样轻松、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幽默感。他们之间的相处，显得十分和谐。
这是毛泽东讲的两则笑话，前一则以《虱子》为题，见于清人陈皋谟所编的《笑倒》一书，原文为：“一人在朋友面前捉着一虱，欲装体面，故丢下地啐曰，我只道是个虱子！其友从容拾起看曰，我只道不是虱子。”毛泽东讲得更生动活泼。上述情景是依据当事人孟锦云的回忆写成的，真切可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间故事是多么熟悉和喜爱，还可以看出在他晚年生活中，给身边的年轻人讲故事给他带来多么丰富的乐趣。讲故事活动所具有的娱乐、教育以及在群体中互相沟通心灵等社会功能，不仅在古老乡村，而且在一位现代伟人那里也体现了出来，不能不令人深思。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关于他讲故事的描述虽然珍贵，毕竟不是实录。《湖南党史月刊》1993年第9期刊载了他于1960年12月25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题为《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其中也讲了一个《汉口人不怕下油锅》的小故事。据同期发表的汪东兴所写短文介绍，这个故事是根据当时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的，可以说达到了我们采录民间文学提倡的“忠实记录”的要求，这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下面就是他所讲的故事：
从前有个八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要把他下油锅，油烧得滚滚的。一丢进去，结果没有什么动静。阎王到油锅跟前一看，那个小孩子在油锅里游过来游过去，看样子倒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一听，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原来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惯了的，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看来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
这是一篇为武汉人所熟知的地道的民间笑话。毛泽东用它作比喻，说明人要锻炼，人没有压力，不吃点苦就不会进步，赋予它以新的深刻涵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随口把这个故事讲得十分生动传神。不但口语化，而且寥寥数语，就把那个不怕下油锅的汉口小孩和阎王爷的神态及故事讲述人的诙谐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对民间文艺家来说，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研究资料。
同倡导诗人向民歌学习一样，毛泽东也希望小说家向民间故事学习。1938年他在延安鲁艺向学员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时就讲过：“农民讲故事，不用古典，用许多新典——口头上极美丽的言辞。”赞赏了农民以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故事的本领。（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民歌中有许多的好诗》，《瞭望》1991年第41期）1939年5月的一天，他去鲁艺看望萧三，谈到《聊斋志异》，不仅赞赏书中对鬼狐形象的刻画很有艺术性，还告诉萧三：“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之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蒲松龄怎样从采录民间故事入手来写作《聊斋志异》，清人邹弢的《三借庐笔谭》卷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说作者当时为乡村童子师，“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毛泽东关于蒲松龄调查研究的一段话，应是由此而来。但他倡导作家学习民歌和民间故事，决不是基于文学史上的某些事实，而是基于他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现实生活及其精神文化（中国民间文学主要是乡村农民的口头文学）有着深刻认识和积极估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