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我是见过说善书先生手中的手抄本的，还从亲戚家借过几本来看，然而印象已经模糊了。近几年多方搜求，承一些热心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友人赞助，在鄂西山区竟然弄到了三部木版印刷的善书，共有二十个本子，真是喜出望外。先把它们的篇名写在下面：
1.《思亲感神》；2.《苦节受封》；3.《争死救兄》；4.《息讼获福》；5.《以德报怨》；6.《谋产绝后》；7.《五世轮回》；8.《欺兄逼寡》；9.《安常是福》（以上见《宣讲金针》，光绪戊申——1908年春巴蜀义成堂刊印）；10.《士珍醉酒》；11.《刻薄受报》；12.《杀身救父》；13.《女转男身》；14.《方便美报》；15.《估嫁妻报》；16.《铁匠君子》（以上见《翼道集》，刊印时间和书店不详）；17.《姻缘巧配》；18.《贤妇承恩》；19.《孝子还阳》；20.《忠厚获报》（以上见《宣讲福报》，1921年汉口崇文堂刊印）。
这二十个本子，数量自然不能算很丰富，但可以大抵说明善书的特点了：
1.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叙事体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中，常见的作品有三类：一是讲述神奇幻想故事，二是讲述古人古事，三是叙述现实生活故事。
以上二十个善书本子，除两三本外，绝大多数都是取材于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中国南方农村在清王朝封建统治末期黑暗腐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九个故事以四川为背景，发生在川东、川北、重庆府、嘉定府、遂宁府、叙州府、潼川县、安县，有两个故事发生在湖北枣阳和当阳，有三个故事发生在江苏的六合县、吴江县和浙江的定海县，其他几个故事则以山东曹州、河南、福建福安等为背景，也牵连到广西、云南。出场的主要人物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有长工、牧童、自耕农、铁匠、屠夫、店铺伙计、病人、妓女、败家子与作奸犯科的和尚、为富不仁的财主、贪赃枉法的县官以及被污蔑为“盗匪”的农民起义军等。由这些人物串演的故事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以表彰善行为主，如《忠厚获报》《贤妇承恩》《方便美报》《铁匠君子》《以德报怨》《安常是福》《争死救兄》《杀身救父》《孝子还阳》；另一类以鞭挞邪恶为主，如《刻薄受报》《谋产绝后》《欺兄逼寡》《士珍醉酒》《估嫁妻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前者属于歌颂光明，后者属于暴露黑暗。然而在豺狼当道、鬼蜮横行的社会里所产生的这些作品，自然只会以暴露黑暗邪恶为主。
从这些善书中，我们看到了地主对农民怎样巧取豪夺；为了争夺家产，富豪之家兄弟妯娌之间怎样钩心斗角；奸狡者不惜将无名尸体移置兄弟门前，再以杀人之罪进行诬告，整得骨肉弟兄家破人亡。我们从中还看到了社会道德的沦落和政治的腐败；赌博成风，输红了眼可以将妻子作赌注；妇女竟然被人装在麻袋里像牲口一样来买卖，以致小伙子买到的是白发老媪，老汉买到的却是妙龄少女，老少错配，令人啼笑皆非。官位也可以买卖，“督府司道合县令，状元宰辅与翰林，还有封侯挂帅印，举人秀才齐争荣，任随世主买那等，议价成交凭你行，世俗贿赂价不定，一千八百列青衿……”二十个本子中就有五起冤案，都是老实人、好心人遭到诬陷，由昏官屈打成招，而作恶者则逍遥法外，为所欲为。
虽然善书中对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反映得很微弱，也还是有四个本子中提到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的冲击，《铁匠君子》以广西“长毛”造反作背景，说当地太平军兴起后，“州县官员束手无策”，又借一个落难的大家闺秀之口道出她家被“仇人”所抄的经过：“请的雇工马夫等，当年我父并责惩，数日传书又带信，不抄我家枉为人。”原来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浪潮中，愤怒的雇工农民理直气壮地抄了这个大地主的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善书虽然说不上怎么深刻，却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清末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它主要不是使用传承材料，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吸取人物和事件来编织故事。有少数本子以宋代为背景，细心体会它的构思特点，不过是为了在结尾时让包公出场而假托一个年代，实际内容并非讲古人古事。至于在湖北、四川印制的善书也讲山东、河南及江浙的故事，恐怕是互相交流的结果。以四川、湖北为背景的故事，显然分别出自四川人和湖北人的笔下，这从作品中所反映的风土人情和使用的方言土语就可以得到证实。着重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这不能不说是善书在内容上一个突出的特点。
善书深受道教的影响，有人把它归入道教文化范围加以研究。善书中，精华和糟粕往往杂糅在一起，须谨慎加以辨析。它们的思想倾向可以用八个字加以概括：劝善惩恶，因果报应。通过对渗透在具体作品中的善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的细致剖析，就可以区分它们的精华和糟粕。
在善书作者的善恶观念中，烙印着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这就使得作品中的善恶标准，和劳动人民的是非观念，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有时适得其反。受苦受难的农民起来造反，这本来是正义的行动，善书中一律视为大逆不道之事，污蔑他们是“犯上作乱”的“盗匪”，加以攻击，这就是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一个突出例子。但作品所表彰的种种行善积德行为，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劳动人民纯朴道德观念的表现，或两者兼而有之。《忠厚获报》中的主人公张云发，是一个客栈伙计，临终时教训儿子道：“父死后，儿当要，守己安分。去帮人，须当要，忠心耿耿。更不可，起奸诈，欺哄主人。”“添饭菜，当看顾，下力之人。”“还须要，行方便，恤孤怜贫。若客病，无银钱，远方受困。留一宿，赐一饭，大有功勋。”临终遗言中所展现的朴实善良本色，亲切动人。其子后来当伙计时，就因为热心照顾一个贫寒落魄、身染重病的书生，在书生发迹当官后得到了好报。《方便美报》《贤妇承恩》《铁匠君子》《以德报怨》等都是讲述主人公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急人之难，从而获得好报。在深重苦难中挣扎的劳动人民，希望别人向自己伸出救援之手，他们自己也富于热烈的同情心，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这样的美德，在今天也还是值得发扬的。其他如《争死救兄》《杀身救父》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父兄无辜遭人诬陷、身陷牢狱的情况下，愿意以身代父兄受刑，虽无补于事，其精神仍然值得称道。《苦节受封》的女主人公，为死去丈夫守节的行为不可取，在族长和婆母等人种种凌辱下坚贞不屈的品格又令人钦敬。
作品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来自佛家说教。《方便美报》中插入的一段唱词，就是讲说因果报应的妙文：“今生富贵为何因，前生利物并济人。今生贫贱为何因，前世刻薄困穷人。”“今生享福为何因，前世仁慈忠厚心。今生困苦为何因，前世残忍不怜贫。”“为恶不报为何因，都为前世有善根。为善不报为何因，总是夙世恶孽深。”“今生作福来生受，今世作恶来生贫。”《五世轮回》《苦节受封》《女转男身》和《息讼获福》这四篇，就贯穿了这种因果报应思想。现实的阶级压迫和其他种种遭遇，全由善恶有报生成：女子长得漂亮，是前世给庙里的罗汉装修了金身；因贪吃鳅鳝，伤害生灵，便成了寡妇受尽凌辱；借债无法清偿的人，死后被阎王变作牛马还债；念经拜佛感动了阎王，阎王便让这位女主人公年轻轻的抛下丈夫儿女，转世投胎，女转男身，做了状元。这位年轻的状元公不享荣华富贵，又看破红尘，辞官不做，进山修行，最后“功德圆满，登仙而去”。这几个本子借因果报应情节，将贫富贵贱等等，都归结为由命中注定，要人们安于现实的苦难，在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下心甘情愿做顺民，当牛马，寄希望于虚妄的来生，甚至遁迹空门。这既是宣扬荒唐可笑的封建迷信，又是为封建统治旧秩序进行辩护的反动说教，当然属于封建糟粕之列。至于其他本子，虽有因果报应的色彩，所表达的主要还是劳动人民的意愿。《忠厚获报》《方便美报》中的主人公做了好事获得好报，这种好报来自获得救助的对象后来的报恩，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情节，也是劳动人民美好意愿的体现；《刻薄受报》《谋产绝后》中的坏人遭恶报，实际表现了被压迫人民对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一类人物的愤怒诅咒；而富家子孙不务正业，嫖赌浪荡，把祖先的家产败尽，这本来是实际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有其客观根据。纵令作者把这种“恶有恶报”的故事附会为鬼神报应，也不能完全抹杀它的积极社会意义，应和《五世轮回》等出于纯粹主观附会的本子区别开来。
说善书往往同宣讲“圣谕”相结合，善书中又常常穿插大段的“经云”，讲说佛家或道家的经文。封建道德伦理和宗教迷信混杂，构成毒害人民意识的封建性糟粕。这表现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经过隋唐时期三教（儒佛道）鼎立，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5]，封建主义意识加强对人民群众精神统治的特点。但宣讲善书作为一种深深植根于民间的故事活动，不是靠封建道德和封建迷信说教所能维持的。它的生命力在于表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倾吐劳动人民对遭逢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诅咒，表达出他们惩恶扬善的积极愿望。我们不能以穿插其中的封建主义说教词句来全盘否定这些故事的积极意义，而要具体剖析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作者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褒贬爱憎来把握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善书的封建性糟粕较重，不及民间口头传述的故事那样刚健清新，这是应当看到的。但善书中的多数本子，这些本子的基本内容，我以为是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意愿的。
2.故事曲折，细节生动，注意刻画人物性格。
善书在艺术表现上，既有一般传统民间故事的优点，又有自己的特殊风格，它丰富了我国故事文学的样式，在利用故事形式反映社会现实上有自己的创造，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善书的篇幅比一般民间故事要长一些，但它仍是一种短篇故事。二十个本子的篇幅长短并不一律，其中篇幅短的两千字左右，篇幅稍长的五千字左右，篇幅最长的达七八千字。艺术上比较生动完整的几个本子，为五千字到八千字。
这些善书中比较出色的本子有《姻缘巧配》《贤妇承恩》《士珍醉酒》《方便美报》《忠厚获报》《估嫁妻报》《欺兄逼寡》等，约占三分之一，多以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构成曲折动人的情节，既注意故事性，又很注意生活细节的点染，因此刻画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姻缘巧配》的故事情节就富有曲折波澜。主人公是个叫金水生的少年，他父亲原来开铺子，家道兴旺，富户争着上门联姻。一旦父母去世，家财即被人强占一空，以致衣食难保，不得不乞讨度日。后遇岳父，喜出望外，然而嫌贫爱富的岳父母却百般虐待，最后被诬告吃官司，差点送了性命。案情大白，死里脱身，却因在社会上走投无路，被逼得吊颈投河。幸遇渔翁相救，才得以长大成人。在战乱岁月里，不少妇女被坏人拐卖，他去买妻，经过一番周折，原来买回的正是自己幼小时订婚的对象！于是故事以大团圆收场。这样曲折完整的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人真事的反映，而是出于艺术的虚构。在虚构中，有城隍显灵的插曲，却与故事的发展关系不大；作者主要是吸取实际生活素材，以巧合的方式编织故事，它不是“曾有的实事”，却是“会有的实情”，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此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作品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水生走投无路去上吊，先把腰里的丝带子套在一棵矮树上，遇见牧童。牧童喊道：“使不得，那树太小了，前面有大的，快走，快走！”他走到土地庙角去上吊，又遇到一个汉子把他解下，打了几个耳巴，骂道：“你这杂种，吊颈都找不到地头，跟我滚远些！”（平白无故死在这里，会给人们惹来灾祸。）因此，“水生心想：我的命就这么苦吗，连吊颈都有得地头！”这些笔墨渲染了社会的冷酷，把主人公的悲惨境遇和哀痛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心碎。
《贤妇承恩》的故事情节不及《姻缘巧配》这样曲折离奇，只是讲述了一个贤惠妻子的故事。下面这一段，即使放在现代小说里，也不失为精彩笔墨。它写的是妻子给做庄稼活的丈夫送饭，路遇饥困的旅客，热心周济客人之后引起丈夫猜忌的情景。
……客人遂饱食一顿，凤英收起便走，哪知大德早已看见，心中大怒。候妻近身，一耳巴打去，凤英卖脱曰：“夫君做啥？要打把饭放下，慢慢的打，不要把汤倒了，拿啥来吃？”大德曰：“你这贱人，岂不闻男女授受不亲，瓜李之下避嫌，大路之上与人交言、递食，为夫脸面何存？”凤英曰：“夫君呀，家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当怜行路苦，要把方便行，妻子虽然错，夫君得美名。”大德曰：“好个龟名！”凤英曰：“不要乱讲，快些用饭，倘若冷了，吃下肚去不好。”大德听得妻言，也打不下手。那客人见凤英挨打，知为与饭之故，便有不平之心。遂坐下，看他还打骂不打骂。只见凤英恭立奉饭，吃了又添。饭毕奉茶，许久并无倦容。心想此人不愧夫妻二字……忽见凤英转来，问曰：“尔夫打你与饭么？”凤英心想直言，又怕扬夫之短，乃曰：“非也。夫君打奴不会处事，说君子是客，正宜请到家中，酒菜款待，路上待客不成恭敬，有慢君子，此奴夫之所以打奴也。”客人心想，天下有如此聪明女子，丈夫打她，不惟不怨，而且隐恶扬善，真是有德有才之妇。若使置之朝廷，必能忠君爱国……
作者巧妙地通过三个人对那一碗饭的不同反应，具体生动地揭示出他们的不同身份与性格特征。凤英的聪明“贤惠”，大德的狭隘鲁莽，以及那位微服私访的客人——乾隆皇帝对民间生活的好奇心理，都跃然纸上。不但写了人物的语言动作，还勾勒了他们的声音笑貌和微妙的心理活动，简直可以作折子戏来演出，难怪这个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今不衰了。这种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的手法，在其他善书本子中也常常可以见到。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写实手法在民间文艺、通俗文艺中得到加强的趋势。它构成善书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正因为善书运用写实手法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着重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刻画了不少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所以穿插其中的种种封建意识的说教，掩盖不住它们的思想与艺术光彩。
由于写实手法的运用，这些善书本子便给我们保留了许多地方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殊社会风貌与风土人情特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学、民俗学等等的宝贵资料。
《刻薄受报》中，揭露川北一富户陈大才以种种刻薄贪婪的手段盘剥农民，因而发家致富的丑史。其中写道：
如要买人田地，中证来说，他又推无钱，“我实不能买”，卡得人莫可如何，将价值减少，然后认承。及成买交价时候，或以谷子抬价，或以孬银算数。如有人与他借钱，必要三分重利，方才应允。人亦迫不得已，将借据立了。又捱至三五场，然后给钱与他。及到还钱的时候，过期一二日，他便不收。至于收租，每年定要揠足，稍有升斗未清，便要立账认利。迨至退佃时，将押佃钱折算扣除。不顾佃户一家生死，只要他算得到手。
《刻薄受报》这个本子并不怎么出色，但它却把旧时川北地主挖空心思残酷盘剥农民的几种方式做了十分具体的描述，也借此勾画了一个常常被农民称作“剥皮老爷”的地主形象。
《女转男身》是一个宣传封建迷信思想的本子，但其中记述了不少民间习俗：
赵令芳道：“你说我杀猪有罪，你们妇人家罪还多些，像那灶房里，那一些禁忌，未必你能一一忌之得完。虽说你读书明理，念经拜佛，未必常把灶房打扫得洁净，不拿秽污柴草去烧火煮饭，不高声大气咒骂儿女。我且问你，像你生产以后，就要拿水去洗倾地下，岂不得罪了上天？又或把屎尿裤裙晒在地坝面上，这又不是污秽了太阳神圣？”王氏说：“夫君呀，莫说产后洗的水，妻未当天倾过；就是平常洗脚水，都是倾在猪栏粪池内。莫说小儿屎尿裤片，妻未曾放在太阳坝晒；就是平常洗你我大人的小衣，亦是放在背里阴干。”
这个本子虽然在开头说明故事发生在山东曹州府南华县，实际上它是四川人根据一个流行全国的传统本子改编的，这些细节反映了四川的习俗。崇拜太阳神这种古老习俗信仰，不仅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对四川的汉族居住地区也有很深的影响。灶房里的许多禁忌，东北的达斡尔等民族是因敬畏火神而产生的，南方则多由崇拜灶神引起。这些是很生动的民俗学材料。社会习俗作为社会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常常给予人们的精神生活以深刻影响，联系有关的风俗习惯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值得借鉴。
3.说唱结合，哀婉动人。
善书是一种有说有唱、以说为主的故事。它的唱词部分，既不用于叙述故事情节，也不用于描绘景物场面，而是主要用于抒情，多半是在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急剧转折、陷入巨大不幸之际，由他们自己感叹身世，对天抒怀，或向有关亲人诉说苦衷。最常用的调子是三三四结构的十字调，也有七字调和三五结构的八字调。在本子上，咏唱部分标明“歌”或“讴”作为起首。下面摘录《谋产绝后》中张氏哭夫的一段唱词为例：
见夫死，不由奴，咽喉哽哽，
好一似，刀割胆，五脏皆疼。
千声喊，万声叫，全不答应，
抛别了，妻与子，亏你忍心。
想夫君，自幼来，为人本分，
日耕田，夜做活，劳苦一生。
为什么，老天爷，不加怜悯，
年轻轻，得绝症，一命归阴。
夫一死，你倒把，双眼闭紧，
丢下了，为妻的，身靠何人？
永福儿，才七岁，人事未醒，
哪一年，才长大，替得父亲！
吴氏嫂，平素来，居心太狠，
大伯伯，又是个，泼皮性情。
夫在世，他还要，百般咒恨，
你死了，难道他，不起毒心。
你叫我，从今后，靠谁照应？
你叫我，两母子，怎样为人？…………
老天爷，你为何，生奴丑命，
生也难，死也难，受尽苦情！
全段四十行，一口气唱到底。也有不少本子在唱词中插进对白，以求生动活泼，但那是在对人哭诉陈情的环境中，如《杀身救父》中黄氏向包公哭诉冤情道：
大人哪，我有个，玉姬女，极把孝尽。（哦，你还有女儿，你的女儿又怎么样呢？）每日里，送饭食，问候夫君。（哦，你的女儿每日里送饭食给你的丈夫吃，这乃是孝女，他问你女儿，你丈夫又怎样向女儿说呢？）夫说道，有头首，可救他命……
二十个本子中，最少的有一段唱词，多的达四五段。其所占篇幅常常达到全文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姻缘巧配》八千字，五段唱词，一千九百字。《铁匠君子》三千字，四段唱词，一千一百字。《士珍醉酒》两千四百字，一段唱词，七百字。唱词中，也有偏重说理，以劝说口吻进行说教的，以及悔过自叹、责骂恶人的，但都不及倾诉苦情的这样普遍而有影响。
善书如以好人为主角，其故事总是悲欢离合，“善有善报”，结局多是大团圆：不是鬼神护佑、绝处逢生，就是清官断案、昭雪沉冤。也有落魄书生考取功名，富贵显达的。这些结局体现了人们积极善良的愿望，使听众多少可以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冲淡悲苦的感受。但它们并没有什么客观现实根据，不免流于公式化，因此感染力也是有限的。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主人公苦难的经历和倾诉苦情的那些唱词。它咏唱的不仅是彼时彼地主人公的悲苦，同时也道出了旧中国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过去乡村里说善书，常常在妇女中激起一片哭声，这说明了善书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6]借用这句话来说明具有宗教色彩的善书，我以为是很恰当的。农民们从善书中深切体味了现实人生的苦难，但他们并不绝望，从中也养成了他们承担现实苦难的坚毅性格，他们对结束苦难的光明的企求是同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情绪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善书的教训意味较浓，悲剧色彩较重，所以它是一种风格比较严肃的故事，它没有民间笑话、生活故事中那样的诙谐幽默，也不像这些体裁容易接受庸俗低级趣味的浸染。这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它的特点。每种文艺形式都有自己的特殊功能。人们在生活中固然离不开笑，有时也需要哭，需要通过欣赏悲剧性的作品来体会人生，陶冶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善书体裁有其特殊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