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面让我们对沔阳“急脚子”的特征渊源及其价值试做一些剖析。
1.“急脚子”的最大特征是戴着面具扮神驱鬼，而面具正是贯穿古今傩文化的核心因子。所谓傩，简单地说来就是假面跳神。中国自古以来鬼神信仰活动五花八门，人们就凭借有无面具，把傩和一般鬼神信仰区别开来。在原始人的心目中，面具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化妆术，它是一种把人的灵魂输送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运载工具，是一种不能让人轻易接触的神物。它代表着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所可能具有的姿态和表情。戴上这些面具，不仅改变了行傩者的面孔，还意味着神灵附体，改变了他普通人的身份，因而有了驱除鬼魅的神通。民间传说“急脚子”原有四十四或三十六副面具，其原型有说是宋代农民英雄杨幺、宋江、方腊的，有说是关公、张飞等三国名将的。我没有完全看到它们，就我看到的几副面具来看，都是以威猛刚烈为特征。但可以肯定，都是由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的头像或头颅转化而来。如此才能使一些鬼魅震慑，足可保境安民。人们还传说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面具，曾在乡下吓死了一个小孩，以后便将这个面具用黄包袱包起来夹在肋窝里，再不戴在头上了。由此可以看出上述面具的主要特征。
傩文化的面具深为海内外学人所珍视。它是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的混合物。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面具的形态也随之趋向多样化，而担任主角的却是英雄面具，它蕴含着人们企图主宰自然、主宰自己命运、驱除一切邪恶的刚猛之气，是人类勇敢进取精神的具象化。出自乡民之手的面具自然很古朴粗糙，可是在它上面凝聚着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它标志着人类艺术已从模仿、写实向着象征、想象方面跃进，以致许多现代艺术家为之倾倒。从事民间文化和人类文化史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对傩文化中面具的重视，有助于打开我们的视野，认识“急脚子”这一民俗文化事象的宝贵价值。
2.“急脚子”的另一个特征是走村串户，巡游全县。这也是古代傩事活动中“索室驱疫”这一傩文化因子的遗存。“索室驱疫”在宫廷中的表现是由方相氏带领一帮人走遍宫廷的每个角落，足迹“遍于禁中”。在民间就是走村串户了。
行傩起于中原。对南方荆楚地区古代傩事的记述，集中在梁宗懔所著之《荆楚岁时记》中。该书告诉我们，每年阴历十二月初八即腊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里讲了当时村民戴着假面具，扮成威严的金刚力士来驱逐疫鬼，已是流行习俗。还提到人们把这些行傩者叫作“逐除人”。有一位晋代文学家孙绰曾戴着假面具，混进“逐除人”的队伍到一户人家里去，被东家盘问识出。又提到“逐除人”有向人家乞讨东西的事。这些和近现代沔阳的“急脚子会”已经比较接近了。
更接近于“急脚子”活动方式的是宋代的“打夜胡”。试看《东京梦华录》的记述：
自入此月（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此事也见于《梦粱录》：
自入此月（腊月），街市有贫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鼓击锣，沿门乞钱，俗称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以上是开封的情形。以宋代杭州为背景的《武林旧事》所载与此大同小异：
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
沔阳的“急脚子会”就是逐户赶鬼与沿门乞讨的混合。在我的记忆中，乡民都是以虔诚心理迎接“急脚子”的到来，事先就准备好红纸包的礼钱作为利市，没钱给的人家也可以给谷米，放在堂屋神柜上让他们取走，以示酬劳。把宋时和近现代沔阳的傩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吉雀子”明显具有宋代傩事活动的古朴风貌，其渊源之久远怎不令研究者为之惊异呢？
走村串户，入室驱鬼又是我国居室民俗的一个方面。人们建造房舍，是为了抗御自然界的侵害。但有了这一屏障，并未能完全消除各种灾害特别是疾病的困扰，于是被原始思维所主宰的先民，产生了疫鬼入室作祟的幼稚想象，“索室驱疫”的傩祭便由此产生。“门神”“家神”的信仰也出现在这一背景上，且一直在民间沿袭下来。至于由乞丐一类人物来扮演方相氏执行巫师的职能，将神圣的驱邪赶鬼仪式和沿门乞讨活动合二为一，则显示出了傩风衰落的趋势。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唐宋以来，在傩祭、傩舞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傩戏，明清时期，在包括鄂西在内的西南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盛行不衰，为什么“打夜胡”这种行傩方式独独在江汉平原的沙湖沔阳州积淀了下来呢？我以为这并不是过去的沔阳特别落后，恰恰是它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结果。在原始文化社会背景上，宗教与艺术往往浑融为一体，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宗教与艺术的分离也就越发明显。西南一些地区的傩戏演出，既是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又具有世俗娱乐特性。而在沔阳一带，这两者却是分道扬镳。花鼓戏、皮影戏等遍及乡村城镇，能给予民众以充分的艺术享受，于是古老的傩俗得不到向世俗艺术靠拢而发生新变化的机遇，只好我行我素，停留在宋代“打夜胡”的水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