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与李香香》和“信天游”[1]
《王贵与李香香》是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花。
周扬曾说，解放区文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新的人民的文艺》）。这一点在《王贵与李香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突出。作者李季在创作这部长诗的过程中，直接从“信天游”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它不但给我们回答了应该不应该向民歌学习，同时在回答怎样向民歌学习的问题上对我们有不少启示。在它出现后的将近20年中，似乎还没有一部作品在学习民歌上超出它的成就。它是一部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独特艺术光彩的诗篇。
最近在重读《王贵与李香香》时，我把它和《顺天游》（李季编）、《信天游》（李微含等辑）、《“信天游”选》（严辰编）和《陕北民歌选》（何其芳等选辑）、《陕西歌谣》（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等民歌集作了对照，又把它的初版本和修改本做了比较，对这部长诗和“信天游”的“密切的血肉关系”，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认识。这里愿意写出来，供诗歌工作者参考。
《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构思包括主题思想的确定，题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的组织安排，人物性格的把握，等等，当然主要是来自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但也可以看到“信天游”给予它的深厚的影响。根据我阅读将近五千首“信天游”所得到的印象，它表现最普遍而又最深刻的主题是爱情和革命。传统的“信天游”以情歌居多数，淋漓尽致地抒写了青年男女真挚纯朴的爱情，表达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对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感情委婉缠绵，大胆直率，感人至深。大部分是两句一首的即兴歌唱，也有少数作品采取了联唱的形式，具备了一定的情节和人物，如《陕西歌谣》中的《兰花花》《什么人留下走口外》。土地革命时期产生的“信天游”，则热烈地歌颂了人民革命，它们的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或歌唱战斗的胜利，或抒写革命的情怀，或描述星火燎原的景象，如《我送哥哥当红军》《革命成功再回家》《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均见《陕西歌谣》）。据李季同志介绍，他在“三边”当小学教员时，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人们唱这些革命的民歌，当“唱到歌颂红军胜利的歌曲时，歌声激昂奋发，真使你感到像是置身在千军万马的进军行列中。而当唱起那些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人们过着被侮辱、被压榨的日子，日日夜夜怀念着红军，思念着他们在红军里的亲人时，竟又是那样哀怨缠绵，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戈壁旅伴》）。这些民歌往往带着一种气吞山河的感情力量，洋溢着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能够看到比较完整的场面和人物的面貌。有的已开始把革命和爱情这两根线联系起来。在形式上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由两行一节连缀成篇。“信天游”的这些特点，显然给《王贵与李香香》的构思以重大的影响。在主题思想方面，《王贵与李香香》把“信天游”中的爱情和革命结合得更紧，使它升华起来，有了全新的意义。借一对青年人的悲欢离合，说明“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的道理，歌颂了陕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迹。在人物形象方面，李香香美好的外貌和心灵，王贵对爱情的坚贞，似乎“信天游”也给过作家以影响。某些情节和场面的安排，如第一部中王贵与李香香的定情，第二部的闹革命，游击队打进死羊湾和王贵与李香香的离别，第三部中香香对王贵的思念等，在“信天游”里也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总之，“信天游”对《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构思的完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作者在吸取民歌的滋养时，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的。作者在“陕北红了半边天”的时代背景上展开叙述，赋予长诗以强烈的革命时代精神。长诗正面写的是男女情爱，目的却在于让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经受重重考验，从而表现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性，说明个人幸福和革命斗争的正确关系，以激励人们的革命斗志。作品的故事情节曲折惊险，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具有扣人心弦的魅力。结构单纯严谨，繁简得体。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所有这些，都比“信天游”更深刻，更完整，更动人。作者把他从生活中吸取的素材，从文学遗产中学习到的艺术经验，以及他从“信天游”中发掘出来的宝藏，创造性地融为一体了。没有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不会有《王贵与李香香》的。
在语言形式方面，《王贵与李香香》所受“信天游”的影响比较明显、直接。在形式的采用上，据作者说，他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思索过程”。最初他把“信天游”的内容和形式，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运用民歌形式来表达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缺乏信心。后来，在实际接触和细心研究民歌的过程中，发现随着民歌内容的变化，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例如“句子的构造也逐渐复杂，联唱的章句加多，意境也更深远，比喻、形象也都更生动更多方面了”，这样，便产生了用“信天游”的形式“来表达传述新社会现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于是他顺着“信天游”的发展趋势，全部采用联唱的章句，把两行一节，独立地表达一种情绪的抒情歌谣形式，发展为两行一节，连缀成篇的叙事诗形式。全诗700余行，虽不算长，然而浓淡相宜，抒情、叙事、写景、状物，各尽其妙，融合无间，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信天游”的艺术表现力。学习民歌，又没有被它捆住手脚。
《王贵与李香香》的语言一向为人们赞不绝口。从它对于民歌的学习和吸收来看，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采用“信天游”原来的诗句（以两行为一个独立单位）。由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的基本内容——革命和爱情，同“信天游”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它能够广泛而直接地采纳“信天游”中有关的诗句来抒情、叙事、写景。根据我初步对照的结果，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0余处。这些诗句从字面上说，大部分原封未动，只有一小部分对个别字句作了增减改写。但由于作者已将它们融化，变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能够极熟练地驾驭它们，使之服务于自己的艺术构思，因此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情绪也就有了相应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生命。例如“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本来是两句含意并不深的即兴民歌，李季同志却用来抒写王贵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胸怀。“马高镫短扯首长，魂灵儿跟在你身旁”，原意是写男女的刻骨相思，现在从落入敌人魔掌的香香嘴里唱出，就把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爱情的坚贞结合起来，有了全新的意义。
二是利用“信天游”的一部分（多半是用作比兴的上句）加以变化，表达一种新的思想感情。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十余处。作者不拘泥于这些诗句原来的含意，而是把它们的形象和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恰当地联系起来，构成美妙动人的新意境，例如“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本来是情歌中的比兴句，它的下句有的作“远路上想干妹子是枉然”，有的作“有心见面路太远”，或“过路朋友一阵烟”等，都是由雷鸣电闪的高远，联想到朋友相隔得远或去得远，让人兴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而到了李季同志笔下却变为“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红了半边天”，使我们由雷电的威力联想到革命的壮阔声势，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又如“有朝一日天睁眼，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原意只是被遗弃的女性咒骂负心男人，用无可奈何的诅咒（望天睁眼）来发泄内心的愤懑。李季同志却让它在自己的长诗中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有朝一日遂了我的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用来表现香香对崔二爷的强烈仇恨，把革命女性对阶级敌人的反抗斗争精神，抒写得淋漓尽致。
三是根据“信天游”格调和“信天游”常用的比、兴手法，自造许多佳句。如“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写革命利益和个人幸福的一致性；“三十里草地二十里河，哪一群牛羊不属他家？”在广阔的自然背景上表现财主的豪富；“大红晴天下猛雨，鸡毛信传来坏消息”，表现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所有这些诗句不但在格调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十分接近民间的“信天游”。
尽管《王贵与李香香》的诗句，看来有的直接来自“信天游”，有的是对“信天游”改造的结果，有的是以“信天游”为基础的创造，但在作品中，它们都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风格。它们是那样生动活泼，又是那样自然朴实，好像天然生成，毫无斧凿痕迹。作者对“信天游”的语言、格调如此感兴趣，这绝不是为了镶金嵌玉，装点门面，或单纯进行一种诗歌形式上的探求，而是出于表现长诗人物思想情绪和主题的内在需要。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断言“信天游”的语言、形式就是最完美的，但对于表达“三边”儿女的思想情绪来说，“信天游”却是最合适的一种诗歌形式。因为“信天游”作为陕北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生活的伴侣，它的内容和形式已经镂刻在人们的心灵上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往往自然而然地就通过“信天游”的语言形式流露于外，如果脱离了这种形式，王贵不是对香香唱：“大路畔上的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好”，而是唱南方的四句头情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他们的思想情绪就会立刻失去陕北人的韵味和风采，黯然失色。用陕北人民诗歌的语言、形式来表现陕北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情绪，使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的和谐一致；正是这，保证了《王贵与李香香》在学习民歌方面的成功。反之，如果脱离了内容的需要，孤立地探求某种形式，其结果一定会遭到失败。
《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它说明作为劳动人民“萌芽状态的文艺”之一的民歌，是人民“心声”的流露，智慧的结晶，是通向人民精神世界的一座重要桥梁。从民歌的宝库里，我们不但可以找到表现人民生活最恰当而又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形式，还能够看到人民生活和心灵丰富多彩的表现，可以作为我们创造反映人民文艺的一部分基础。民间文学曾经哺育了许多伟大作家作品的产生，无论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它说明只有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才能真正把民歌的精华化为自己创作的血肉。鲁迅曾指出：“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他还打了一个比方：“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论“旧形式的采用”》）《王贵与李香香》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吸收民歌的。无论在艺术构思上还是语言、形式上，它都不是简单地剽窃和模仿民歌，生吞活剥，而是去粗取精地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零散的珠玉编造成美妙精致的艺术品。自然，它在这方面也不是尽善尽美。初版本的语言就欠精炼、纯洁。方言过多，像“一满高”（高又高）、“黑里”（夜里）、“迩刻”（而今）、“胡日弄”（胡作非为）、“粪爬牛”（屎壳郎）、“
样子”（鬼样子）等，如果不加注解，其他地方的读者就不知所云。还有些诗句，夸张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如写荒年的惨景，说“坟堆里挖骨磨面面，娘煮儿肉当好饭”；写王贵遭受拷打，说他“满脸浑身血道道，活像剥了皮的牛不老”等，给读者心灵上造成了一种恐怖的印象。作者努力吸收民歌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没有把泥沙淘净。后来他在长诗的新版本已对这些地方作了修改变动。只有极个别的诗句意义尚有些含混不清。如“马枪、步枪、无烟钢”中的“无烟钢”，就很费解。《陕北民歌选》中有一首民歌曾提到“手提盒子枪，身背五洋钢”，编者对“五洋钢”注道：“可以上五颗子弹的步枪”。据我的推测，“无烟钢”大概就是“五洋钢”的讹音，而不是步枪以外的另一种武器。民歌的语言是纯粹的口语，它通俗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但往往也存在粗糙、褊狭的缺点，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锤炼提高，从沙里淘出真正的金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说明要真正把握民歌的精髓，把民歌学到手，必须到生活中去，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情绪上打成一片。李季同志把他学习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学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表达传述这些思想感情的方法。”（《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而这是只有到生活中去和劳动人民实际接触，和活在人民口头上的民歌实际接触，才能做得到的。李季就是这样做的，他在“三边”地区做过长期的地方工作，曾背着背包，跟在骑驴赶脚的脚夫们的身后，傍着一眼望不到头的万里长城，行走在黄沙连天的运盐道上，听他们时高时低地唱着“信天游”明朗轻快的调子，“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飞鸟”；曾在运粮道上，听运送军粮归来的农民唱“大路上扬尘马嘶叫，咱们的队伍回来了”而感动得流下眼泪；也曾为那些普通农家妇女所唱的“三姓庄外沤麻坑，沤烂生铁沤不烂妹的心”这类单纯而又深刻的情歌所惊呆，“好久好久地呆望着她”，惊叹不已。可以看出，作者在和民歌的实际接触中，已经完全陶醉在它的意境、气氛中，深刻地领会了它的美妙，所以运用起来能够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民歌是劳动人民生活的伴侣，它的产生和流传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出于生活中某种情景的刺激，和某种需要的推动。因此只有在生活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也只有懂得生活，懂得劳动人民的心灵，运用和吸收民歌材料，才能做到自然妥帖，恰到好处；才能在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造，“推陈出新”。不到生活中去，只是研究民歌的书面材料和理论文章，虽然可以说出一些学习民歌的道理，却永远也不能把民歌化成自己创作的血肉。人民生活永远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民间文艺由于它和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可以起一种补充作用，却永远不能完全替代它。文艺的硕果要结在人民生活的大树上。而当作家把直接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同努力学习民间文艺结合起来时，就会使所结的果实更加富有民族、民间的色香味，更能够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196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