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运”故事类型研究三十年追踪

笔者长期追踪研究“求好运”故事属AT461类型。笔者从1979年刊于《民间文学》杂志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5]开始，直至2012年在《光明日报》^[6]发文讨论，先后公开发表了七八篇学术文章，已有30余年历史。2016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将笔者30余载研究“求好运”故事汇集的中外学术论文和故事异文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7]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篇幅达60多万字，为学界所关注。此书已有多篇书评刊出，特别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龚新叶远程专访，写成《追故事的人》^[8]，尤为引人注目。

经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求好运”故事“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当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9]了。搜求中国故事异文200多篇（全文索引约80篇），把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口头叙事作品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为“求好运”而涌动的民工潮来深入体察它的文化意蕴，其史诗魅力与诗学价值得到显著昭彰。

关于“求好运”故事研究的大致情形，学界多从故事起源、流变、类型及文化内涵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笔者在此拟着重就这类以神奇幻想为突出标志，惯常被称为“民间童话”的叙事体裁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以求对提高中国故事学的诗学水平有所裨益。这一论题可从李丽丹的评论文章《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说起。她认为，“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历经‘个案·对话·整体·诗学’的多重建构，逐渐形成故事诗学的研究范式”^[10]。在这篇文章中，李丽丹多次引述刘锡诚先生的相关评说，特别强调以笔者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有的‘故事诗学’的特征”，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的体现，对民间文学进行诗学研究，应该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肯定笔者的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构成演进，揭示各族民间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从而以自己独有而深入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11]。

这里，拟从故事诗学的角度，对“求好运”故事的认识再作几点必要的补充：

其一，列入AT461型的这个“求好运”故事的研究，是笔者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丁乃通教授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中著名的中国故事研究家，曾以独立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蜚声国际学苑。他曾于1985年应邀前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其间，他热心鼓励并手把手地指导笔者用芬兰学派方法研究这个世界著名的巨大故事圈，引导笔者步入这个有着“千年故事，百年追踪”宏大背景的故事学研究园地，使我眼界大开。可惜由于学力及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达到他的要求，但在借鉴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同时也融入中国以历史唯物论为主导的文艺学、美学方法即本文所讲的故事诗学方法，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开拓还是有所裨益的。

其二，《光明日报》“国学版”2012年刊发的《“求好运”故事解析》作为本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亮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求到200多篇故事异文，梳理它在中国故事海中的完整存活状态；二是勾勒出它在中国以“做好事不问前程”和“问三不问四”为标志的精美而独特的叙事形态；三是联系中华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把握到本故事的巨大生命力；四是联系古代墨子“兼爱”学说，探求到本故事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现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被联合国大会所吸纳，可以说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故事的主人公本来就被人们称为“命运之子”，故事的核心母题就是去远方寻求好运道，故日本学者称之为“运命谭”。每一篇异文都包含着困扰大众、妨碍人们生存的几个难题，现已采录成文的全球400多篇故事所提到的几百个难题，大体不出自然灾害的破坏、疾病的侵害以及贵族阶级的欺压等，实际上它们都延续至今，世界人民为求解这些难题而奋斗的功业也生生不息。童话故事中的美满结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可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红线——在互相救助中求好运却震古烁今，撼动人心。再联系到《墨子》讲的“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求好运”故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和民间智慧熔铸而成的民间叙事经典之作。作为一个巨大故事圈来看，“求好运”故事无疑具有史诗般的艺术魅力；进一步审视，其深含的民间智慧和情感，竟然还有着可供世纪伟人们治国理政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借鉴价值，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

《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出版后于2018年12月获湖北省文联颁发的湖北文艺评论二等奖。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陈岗龙教授在书评中指出：“刘守华教授的《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正好用追踪三十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及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向读者们展示了把世界连接起来的人类命运的神奇故事。”^[12]这一事例正是故事诗学愈益受到中外学人关注的生动佐证。笔者曾在“学术期刊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故事诗学方面的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在会议综述中写道：“‘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单纯就民间文艺学方法的开拓而言。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进行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展示其优美动人的特质……有助于发掘其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