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脉相承
纵观50多年来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治国方略，就其基本面和主导面而言是一脉相承的，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相同，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设计和实施治国方略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多次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3]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4]“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6]“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7]江泽民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始终是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8]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治党治国的根本。
2．治国目标相同，都是为了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的目标。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进行，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64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指出，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邓小平不仅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治国目标，而且将其具体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两步走设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相应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与基本路线相配套的方针政策。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治国目标而扎扎实实地工作。他不仅领导全国人民在20世纪末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中共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前五十年实现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具体设想。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十六大上他又进一步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这二十年里，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3．治国道路相同，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发展道路(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开创了先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统一战线，然后用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创造性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思路、新主张。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也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治国方略的新境界。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0]江泽民不仅始终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创立、邓小平同志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加上了“与时俱进”四个字。他认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还明确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11]
4．治国先治党，都把执政党的建设放在治国的关键地位，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抓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将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全国胜利前夕，他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后来又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一贯十分重视，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3]“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4]“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5]江泽民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主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而且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见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5．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方略上也有很多的相同点
在经济方略上，中共三代领导核心都以解决社会经济基本矛盾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力求尽快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他们都十分注重对重大经济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关系，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独立自主和争取外援的关系等；都主张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抓住机遇，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政治方略上，他们都主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都重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区分和处理，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文化方略上，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都重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建设；都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方针。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表现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都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决不屈从外来压力。在军事方略上，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主张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防。在统一祖国方略上，都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但决不放弃武力。早在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又提出我们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984年邓小平同志根据上述思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这一创造性构想的指导下，顺利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江泽民同志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此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治国方法和谋略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重视集体智慧的发挥；都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走群众路线，认真调查研究；都主张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既敢字当头，敢闯敢试，有克服困难和风险的气魄，又善于把握机遇，驾驭困难；他们都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