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前30年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的关系
谈及前30年的探索，邓小平曾作过多角度的评价。从新旧中国对比的角度，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认清这一点，就要把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100年作对比，明确新中国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他指出：“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从区分不同时期发展情况的角度，他认为前30年主要可以分作四个段落：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八年（有时也说前七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3]“我们搞得不错”[4]，“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5]。“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6]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7]第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8]其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9]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0]“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1]“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2]“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13]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境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14]“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5]。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16]。“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17]。“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18]。但他同时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主观动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9]。强调定性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说成‘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20]。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21]。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恢复中日外交关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都是那段时间办成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上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22]可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的同时，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第四，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个重大胜利。本应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一年多反复讨论后、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23]还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24]此后党的重要文献中都始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最基本的观点。如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25]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谈及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和贡献时又指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26]2006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辽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27]
上述一系列论述都告诉我们：前30年的历史虽出现过失误和严重失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误，但总体上看，失误和成就相比，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是主流，失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支流。在看待前30年的历史上，决不能主次颠倒、本末倒置。颠倒了，倒置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还告诉我们：对前30的失误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所谓对失误的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是要客观全面地而不能孤立片面地去分析和对待失误，更不能因为有失误，就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把这一整段历史全面否定。这里最关紧要的除了前述将失误和成就放在一起权衡，分清其主流与支流之外，还有多方面的情形值得重视。
第一，对失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夸大或缩小，更不能把正确的也说成是失误。如前30年初期，思想文化领域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胡适思想等进行过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发生过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还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是错误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与当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相伴随，才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促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不加以具体分析，将批判运动中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会犯片面性的毛病，难以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内就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文化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仍然能占据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第二，对普遍的、全局的失误，还是个别的、局部的失误要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只有像“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其他都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是一经发现就得到了纠正。不能把个别的局部的失误夸大为普遍的全局的失误，更不能得出前30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第三，对普遍的全局的失误和失误时期的具体工作要加以区分，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犯了普遍的、全局性的错误，就把那个时期具体工作中的成绩统统否定。上述邓小平关于不能因“文化大革命”时期犯了普遍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否认该时期经济工作、军队工作、对外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论述，就鲜明地区分了这一点。
第四，对失误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从客观条件限制上看，主要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物质不够，缺少条件。如这一期间在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征收过多，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首先是由于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农民、农村兼顾不够，同时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只能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批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这就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本建设。这也决定了当时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木材等原材料实行计划分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从根本上讲，这是从当时情况出发，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而付出的必要代价。不能因为后来条件变了，就把前面实行的正确政策也统统说成是错误的。
第五，对造成失误的主观原因，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急于求成肯定不好，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28]个人专断则与此不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个人专断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又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提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从制度上杜绝后人重犯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