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出和意义
在我们党的正式文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此后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又逐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合起来，上升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无疑是理论创新的又一个亮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出，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3]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发展规律也论述得十分清楚。毛泽东一再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出，是我们党对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5]这里说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实质上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个总结揭示了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几经曲折而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的深层根源和基本的经验；也揭示了我们党成立近90年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多次战胜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以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而造成的曲折，相继实现三个历史性转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经验。这一基本经验弥足珍贵，特别值得吸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出，还是基于我们党对当今世情、国情、党情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理性关照与回应。(https://www.daowen.com)
当今世界从世情看，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种发展变革调整的巨大程度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从经济上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从国际力量对比上看，变化重大，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从大国对外战略调整看，力度加大，相互合作与竞争更加激烈；从国际体系上看，面临重大变革，多种国际力量的博弈更加复杂；从思想文化看，将出现重大动向，软实力之争更趋激烈。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放眼天下大势，纵览国际风云，洞悉发展先机，研判困难和风险，科学预见未来，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时提出新思想、新论断，为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国防经济合作、竞争，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提供理论支持，增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建设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同时，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深入研究世界上其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通过比较借鉴进一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不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确保我们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从国情看，经过60年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前景一片光明，但面临的阶段性矛盾和困难也仍然很多。单从经济社会方面看，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但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而且造成能源、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虽经过一些调整，但并未根本改变，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刻不容缓；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农业的基础仍较薄弱，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收入分配拉大的趋势还在继续，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特别是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金融安全是整个经济安全中的核心环节。
从党情看，党的建设也面临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历史地位赋予我们党双重任务：既要把党建设好，又要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长期执政既使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存在某些不利因素，容易使部分党员滋长和平麻痹、贪图安逸、追逐权力、甚至腐化堕落的思想，正经受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东欧剧变，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制易帜的教训更向我们提出了警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把党建设好，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广泛的影响，也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照样会毁于一旦。
上述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既对我们造成了压力，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迫使我们必须以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中心，进一步开阔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思想的庸俗化是危险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只要党不变，中国的大局就变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就变不了。但其思想理论前提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能否做到这一点，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是否坚强有力、党的执政使命能否有效履行。这对于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