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协议的形成是多方合力而成的结果
谈及历史事变形成的原因时，恩格斯说过一段很重要的活。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形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本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9]西安事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一国两制”的协议，就是当时诸多方面合力而产生的结果。
这些合力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事情清楚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使自身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20]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这一点讲得更明确。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失效。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变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多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了。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况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况。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21]在上述形势下组成的抗日合力中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力量。
一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为，在抗日战争中，促成两党合作、实现“一国两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1931年秋至1935年，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后，在人民更大规模地掀起为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抗日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立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1935年8月宣言、十二月决议，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8月致国民党书，9月民主共和国决议，12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步骤之所由来。”[22]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也正由于这些扎扎实实的具体行动感动了广大人民，以及国民党内的支持抗日的派别和人民，使其抛弃前嫌和偏见，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起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https://www.daowen.com)
二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抗争，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促成两党合作、实现“一国两制”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崇尚正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面前，广大人民群众更从亲身的感受中，激发出强烈的爱国心、团结心及救亡图存的正义感，成为促进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性力量。
三是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支持和帮助，是促进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国际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帝国主义逐步结成法西斯主义同盟，对内实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肆无忌惮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把世界拖入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使许多民族面临着生死威胁，使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美、英、法等国的仇视和反抗，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与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对中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帮助和协作。在这些国际力量中，苏联最早为我们的抗日提供了宝贵援助，美国对我们给予了很大支持，英国及法国等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还直接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有的还光荣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四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地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都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东北事件的退让、妥协，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使其不得不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他的对日政策。1937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成为国民党转变对日政策，转变对共产党态度的关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这都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国民党蒋氏集团的抗日是受国内外客观形势的逼迫而造成的。它的本意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灭共。它在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人民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之时，被迫联共抗日，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总的政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绝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23]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促进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一直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故而这种合作虽有政权、军队、甚至外交方面的若干协议，并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国共第二次合作，始终无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两党只能采取遇事商量的特殊形式处理共同的事务。这种合作，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外国历史上亦很难找到先例。周恩来把这种不完善的合作，称之为‘东方手续’。”[24]也正因为这一缺陷，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始终没有制度保证，并在达到高峰后又曾多次出现矛盾、冲突和分裂。但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前，国民党蒋氏集团又因为受到国内外各抗日力量的逼迫和牵制，也不敢不大体上仍然勉强保持国共合作的整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