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的局限
《正处》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也和其他伟大著作一样具有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在理论阐述的不成熟或者欠缺上，还表现在实践过程中贯彻理论的决策失误上。
从理论的阐述上看，《正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体系的阐述存在四个方面的不成熟或者说欠缺。
1．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缺失和阶级斗争论述的强化
在修改后的《正处》中说过“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3]，含有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的意思，但看遍全文却无一处正式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对此，研究者众说纷法，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不满意，但对此如何表述又未下最后决断的情况下而作出的有意回避。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34]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谈起八大决议的上述提法时，他又说：“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给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时才知道。”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准确，理论上不完善。4月4日回答如何理解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与他所讲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的提问时又说：“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怎么纠正，请大家想办法。”[35]直到同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才正式改变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是，《正处》中对主要矛盾的这么一个回避，却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系上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缺陷。按照常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体系一般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决定社会的性质，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根源；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它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一定的表现形式，从属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二层次主要矛盾的回避，必然会影响第一层次、特别是第三层次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的认识和解决。事实上，正是由于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改变，成为往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处》中回避主要矛盾阐述的同时，却在修改稿中加重了阶级斗争的论述。修改稿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6]经过5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兴衰存亡的实践经验证明，这一整段论述的后面强调三个方面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革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是完全正确的，是至理名言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前一段的论述却显得有所不足。主要的不足是：（1）关注的重点有转移：这里的重点显然不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而在“但是”之后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2）没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前和改造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及其特殊性加以区分。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段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看来，正是由于毛泽东晚年没有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的阶级斗争，看作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和过去社会“公开的完整的阶级斗争”区别开来，而成了他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提出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认定“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2．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特点的阐述较为抽象，没有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症结所在
正如邓小平所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37]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制、机制障碍的深入研究。邓小平正是由于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形式）区分开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机制的改革，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3．敌我矛盾划分的标准较为笼统，不好准确把握
《正处》中提出的用以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对于我们如何在政治上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确实是重要的。但在反右斗争中以此为依据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就显得笼统而不好准确把握了。在法制尚不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又存在较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的状态下，易于受到领导人、甚至基层领导者看法和意志的影响，作出错误的决定。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固然有着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划分敌我的标准较为笼统、不易准确把握也有密切关联。现在看来，划分敌我，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按法定程序去办理，决不能单纯地“以言治罪”，也不能由领导者的看法和意志去主观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治罪，只有特别严重的属于敌我矛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做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38]
4．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不够全面
在《正处》中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思想领域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从经济方面的考虑虽提出了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说到了要从生产和分配上处理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的矛盾等等，但都未能具体展开，更未把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视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中心，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更是明显的注意不足。
上述欠缺的造成，虽和反右斗争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尚未完全弄清楚。
从实践决策的失误看，人们谈论的比较多，这里不再赘述。只想指出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犯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二是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具有严重弊端的政治体制[39]。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创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紧密联系、双向互补的。如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协同的、配合的，那么即使理论的创新在其初期存有不成熟或者欠缺的毛病，也不那么要紧，它可以在实践创新中给予检验、修正、丰富、发展，促使理论更臻完善，更加系统。如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脱节的，扭曲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那就会使本来正确的理论创新，也由于实践决策的失误而走入歧途。《正处》中的正确理论其所以在以后的演化中走向失误的歧途，就属于后一种情形。因此，吸取《正处》发表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教训，最为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坚定不移地实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3]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6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
[5]《毛泽东传（1949—197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6]荣开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荣开明选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05页。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https://www.daowen.com)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758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9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21]雍涛：《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760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8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0页。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2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5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3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1页。
[3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3页。
[3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8～759页。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6页。
[3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第124～134页。
[35]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64～67页。
[3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3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