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提出以苏为戒，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力图探索出一...
对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于探索的时间长（1956—1976年），探索的进程曲折起伏，探索的成功和失误又相互交织，探索中还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故而至今人们的认识都较为多样，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和方法。邓小平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分析和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邓小平认为这20年的探索要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15]其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6]。“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7]“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8]“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19]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20]“但是指导思想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21]后一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探索。“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22]“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23]“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24]“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25]“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26]。所以定性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说成‘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27]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28]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恢复中日外交关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都是那段时间办成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29]可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将这些分析概括起来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0]
从宝贵经验看，毛泽东20年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些经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这些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例如，党的八大前后和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调整的探索中，曾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变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要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这都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在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又不能提供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难题的现成答案，这就使得我们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错误，在错误面前也不容易形成共识。于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不仅使得正确思想没能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失误。对于已经发现的照搬苏联模式而带来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邓小平说得好：“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1]“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32]
从理论准备看，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理论准备。细加分析这方面的理论准备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改革开放后继承和坚持。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样。二是毛泽东已提出但未坚持的理论观点，重新恢复和弘扬并使之系统化。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党的八大已经提出，反右后重提阶级斗争，并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逐步地陷入误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完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3]薄一波认为：这是“用更科学的语言、更精确的表述方式重新恢复和肯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34]，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毛泽东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阐发过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宝贵思想。但后来却中途放弃。改革开放后参照毛泽东的论述，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重新阐发和论证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运行机制统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中，十四大还以此为理论基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目标。在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也有这类情形。三是毛泽东探索中萌发的一些零散思想或思想火花加以发挥，形成为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依据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和将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思想而加以系统化的。邓提出的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也是参照毛关于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而加以发挥和系统化的。诸如此类的情形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从物质基础看，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GPD年均增长7．4%，比西方大国快两三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准备必不可少的人才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物价基本平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35]
上述一切表明，对待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相互联系更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必须看到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6]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注释】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
[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1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13]《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2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https://www.daowen.com)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3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3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页。
[3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4页。
[36]《习近平在新近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发表的重要讲话》，《光明日报》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