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探索
从我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我在60岁以后的主业是研究，而此前的主业一直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主编，重点是为人作嫁装。但从亲身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不结合工作实践做研究，是当不好编辑和主编的。所以在编辑之余，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作研究。我的研究不可能像有些专业研究者那样始终围着一个点展开，而只能跟着时代对期刊发展的需求，抓住实践中遇到的与我专业相关的某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思考，求突破，力求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中作出较好的回答。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探索加以归纳，大体上涉及的问题、发表过某些带有创新性看法的主要是三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的探索
第一，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迫切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课题。我认为，人们在探索道路与追求真理过程中，因为认识客体的复杂性，认识主体的局限性，认识过程的曲折性等原因，往往难以完全避免犯错误。认识上的错误是主观对客观的歪曲反映。对于这种歪曲反映，只要如实承认，并找寻出产生错误的原因和条件，就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主动纠正错误，使失败成为成功的先导。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属于认识中的错误。因此只能采取“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积极纠正错误。以此为思路，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错误》《错误和真理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转化》《错误的难免和可免的辩证法》《错误对认识发展的积极作用》等文，引起了社科界的关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其中的后两篇。这就激励我进而作出系统探讨。1983年，我撰写出了第一部著作《人怎样少犯错误》。该书作为中南五省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的“青年思想修养丛书”之一，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连续印刷两次，印数迖11万册，获得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二，关于改革和哲学。在《人怎样少犯错误》一书的写作中，我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不仅要在书斋中好好钻研，更要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寻找改革开放中具有普遍性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解答。这首先鼓励我关注改革开放实践中文、史、哲、经、综等学科发展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这些问题为中心，设计期刊，确立栏目，选定主题，组织文稿，使期刊别开生面，提升期刊转摘率、影响力，为《江汉论坛》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被评为湖北十大名刊、十佳期刊、政府奖励期刊、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期刊打下了基础。同时还激励我在作好编辑工作的同时，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前沿问题寻找写作的突破口、生长点，就当时争议最多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及其辩证关系，“度”和关节点不能等同，改革与我国当前的观念更新，改革与思想方式的现代化，改革与哲学自身的改革，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改革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核心规律，辩证逻辑独特的思维形式等，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近30篇带有创新性的文章。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以《改革与哲学》为题出版了我的这个结集。在论文结集中，我呼吁改革需要哲学，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指南，加速观念更新、思想方式现代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呼吁哲学加强自身观念更新、体系改革，主张哲学的改革，要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要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破除僵化体系，克服严重脱离实际、过分政治化，以及本本主义盛行的弊端，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结构体系。为了实现哲学观念的更新，我主张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1985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朱传棨、黄卓炎等教授和我合作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学习提要》，该书出版后，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86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和省委讲师团的组织下，陶德麟、李步楼等教授和我合作编写了湖北省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义》和《专题讲座》，由省委讲师团出版发行。1988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与李步楼等合著了《自由问题的反思》，作为“真善美丛书”之一出版。该书重新阐述了历代先哲对自由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社会主义与自由问题的思考等，并对现代西方种种自由观进行了评析。1988年，我与他人合著《生产力标准专题讲座》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与他人合著《回答现实的呼唤——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关于矛盾转化。早在1963年我在湖北大学任教时，就在质变有无过程、有无持续阶段，实即矛盾转化的内容、实质和过程性问题，在《江汉学报》上发文，作过肯定性的回答。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界在拨乱反正中，为了批判“文革”中盛行的“斗争哲学”，围绕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解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矛盾转化究竟是矛盾同一性的一重含义还是相对独立的总体范畴，矛盾转化的内容、实质及其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作用究竟怎样看待等问题，争论的十分激烈。在这些争论中，我与赖传祥教授合作就矛盾转化的一系列问题，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中州学刊》《人文杂志》等发表了《同一性的涵义问题》《转化和同一性的区别和联系》《转化是相对独立的总体范畴》《论矛盾转化的条件》《矛盾转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动力》《矛盾转化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主观能动性》《矛盾转化的过程性》、《矛盾转化和中间环节》《矛盾转化思想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矛盾转化的论述》《毛泽东对矛盾转化理论的贡献》《矛盾转化的良性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等1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同行们的热议，《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多次作过简介和综述。1987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这一专著《论矛盾转化》。哲学家陶德麟认为：“本书探讨的唯物辩证法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个问题。然而它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关系到唯物辩证法的整个体系，关系到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如何理解的重大问题。作者把矛盾的转化范畴与矛盾同一性范畴做了明确的区分，把转化范畴提升到与联系和发展范畴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它属于唯物辩证法‘最高层次的总体范畴’，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以矛盾转化问题为轴心，展开了历史的现实的深入论证，对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见解，不少章节新意迭出，发人深省。”“像这样从我国自己最切近的丰富经验中抽出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的著作，应该说是并不多的。”
第四，关于思维方式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据此，我和赖传祥、刘宝三、李明华、饶建国等合作，从1984年起就思维方式的现代化问题作了研究，于1989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思维方式探略》一书。该书的主要特色是：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和智力动因；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要破除陈旧的思维框架创造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思维方式，实现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单维型向多维型、从静态型向动态型、从再现型向创造型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该书从人们最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入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述了文化心理深层变革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关系，思维方式的本质内容、基本特征、构成要素、主要功能、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演变与传统文化发展的关系、传统思维方式的价值与问题，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并对需要着力倡导和运用的一些现代思维方式，如模糊性思维、精确性思维、散发性思维、动态性思维、敏感性思维、预测性思维、具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立体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作了简要阐述。获武汉市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
第五，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90年初，我和朱志杰等接受省委下达的重点研究课题——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出路，并形成了研究成果《改革：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书。该书199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作为“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之一出版。这一著作的特色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及其发展趋势和光明前途，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又要经过长期曲折艰巨的斗争才能实现，不应因为一时的挫折失误而丧失信心；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对于改革的历史前提、必要性、重要性、内容、实质、根本任务、目标模式、前提、保证，以及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等问题也作出了创新性的阐述。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改革开放后面临的又一个十分重大而又突出的重大课题。为了阐述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丰富内涵及其难点和对策，我与肖秀清等历经两年研究，于1993年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精神文明建设的难点和对策》。受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了54万字的《最新社科知识手册》，1987年出版。和汪昌仑、罗雄辉合任主编，与武汉地区社科界人士编纂了近200万字的大众通俗化辞书《精神文明知识宝库——当代思想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3年，合著《反腐败论》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1996年，合著《干部讲政治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合著《永恒的主题——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为人民服务》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著文阐述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认为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促进作用，能增强人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又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如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消极腐败等。因此，我们的认识要全面、政策要恰当、防范要及时，不能搞片面性，走极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内涵、特色、全球视野，以及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地位和建设思路，也提出了一些自身看法。我不赞成笼统地提道德“滑坡论”和“爬坡论”。我以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现状，既不是单纯的滑坡，也不是单纯的爬坡，而是在适应中提高，在变革中推进，在前进中存在问题。不能用“西化”（即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道德文明为取向）或“儒化”（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的态度来设计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建设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道德建设中，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马”“中”“西”之间的关系。借鉴、吸收西方国家道德文化中对我有益的成分，继承、弘扬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基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道德建设的轴心和灵魂。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但同时，又必须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做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和统一。集体主义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结合，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信念的人们，不能一刀切。无私奉献，大公无私，是集体主义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是一切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应力求达到的；先公后私，大公小私，是集体主义对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基本要求；顾全大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利己而不损公，是集体主义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2．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这一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30多年。探索的范围比较广，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这些研究包括了由我承担的1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4项省社科基金重点资助课题，1项澳门特别行政区理论研究课题。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由我和课题组成员撰写、出版的两套理论研究丛书、3部专著以及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政策》《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40多家报刊发表的近200篇文章中。其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一文入选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主办的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探索》入选中央文献研究室、河南省委主办的全国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大贡献》入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主办的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两套理论研究丛书，一套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丛书”，包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社会主义观》《邓小平治国思想》《邓小平民富论》《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6部著作，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6年、1997年出版。这一丛书经省委宣传部推荐、中央批准抽调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1992—1997年辉煌的五年成就展”，是全国参展的唯一一套邓小平理论研究丛书。另一套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丛书”，包括《毛泽东治国方略》《邓小平治国方略》《江泽民治国方略》3部著作，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004年出版。3部专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邓小平理论新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新探》（荣开明、刘宝三著，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2011年出版）。下面简要谈谈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第一，关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对于这一探索，我发表了4篇论文《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重大失误和巨大贡献》《刘少奇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与贡献》《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探索中的独特思考》。认为探索的过程开始正确，后来出现两种发展趋势，走了弯路，确有失误和重大失误，失误产生原因较多，但从总体上说，应为探索中的失误，成绩和失误相比，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将新中国前后30年的探索对立、割裂开来，而应看到前30年的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贡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
第二，关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重大问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否定毛泽东思想之后产生的全新理论，与毛泽东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毫无瓜葛，没有任何联系；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源于毛泽东的探索，源于毛泽东思想，与其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和创新了毛泽东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而形成的创新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失误。我坚定不移地持第三种观点，反对前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看法；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唯物辩证地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消除各种误解。
第三，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学术界有多种看法。我主张把邓小平理论放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去考察。二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变成多国实践后出现过波匈事件、我国“文化大革命”、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三次危机。这三次危机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备和形成机遇。邓小平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实践成功和失误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和总结。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1）准备和孕育阶段（从1956年党的八大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产生阶段（开始产生、形成概念，从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3）展开阶段（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1982年党 的十二大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4）成熟阶段（走向成熟、形成体系，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对邓小平理论的准备和孕育曾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三次反思。并在《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的《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和三次反思》作了系统阐述。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后，又于2004年列入由秦宣主编《邓小平理论精论——116位专家学者论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库”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第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国内学者有不同观点。我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科学。就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而言主要体现在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上。基本理论是最基础的，基本路线是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基本纲领是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https://www.daowen.com)
基本理论就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9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即基本理论。这些内容之间层层相扣、环环相连，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立体网络，围绕着3个大问题展开答论。发展道路不是指具体道路而是指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核心层次，回答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现实基础和奠基石。根本任务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是确定国情后，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此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主要矛盾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这就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余第4至第9个方面则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理论。
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保证，是邓小平理论内容和体系结构中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经历了20多年的三个认识过程：（1）萌芽阶段（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前）。（2）曲折探索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形成和定型的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它的基本构成是5个要素：实施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与核心的全国各族人民；中心环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立足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现的伟大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基本纲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基本纲领。其中经济纲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我的上述观点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进展》（《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综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中作了简述。
第五，关于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别领域的创新，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阶段性的重大创新。这种创新可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去考察。在纵向，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理论重心的转移（由以政治革命为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由强调意识形态的对峙向注重经济、文化的交流转变，由强调两元阶级主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向注重多极经济主体的合作转变。二是体制目标的转换（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区分开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原有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并以经济体制的转换为基础，相应地推进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三是理论观念的整体推进和更新。如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论，对外开放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一国两制”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论等。四是理论体系的新构想。在横向上，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突出表现为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方法论创新等方面。
此外，我还对邓小平理论的突出特色，独特经历和特有品格，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中国现代化的新构思，民主法制思想的新建树，人才思想的新论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还应广西人民出版社之邀于1998年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新突破十人谈丛书”的编撰，撰写了《初级阶段十人谈》中的一篇。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及其内在逻辑结构，以及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主客观依据、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实践模式、突出特色、重大意义，发展前景，撰写了《邓小平“一国两体”理论新探》。从而说明邓小平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大智慧、大决策、大战略、大创新的光辉体现。
3．对期刊编辑学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期刊编辑学的研讨比较少，自1985年起，我和湖北社科期刊界的同志商议筹建湖北省社会科学期刊研究会，1988年经上级批准研究会正式成立，我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名誉会长，创办了《期刊编辑研究》（内部发行），开展了期刊编辑理论的培训和研究，还就期刊编辑学的对象、内容、结构，定义、特征、演进、分类和功能，期刊编辑工作的特点、原则和一般流程、期刊的内部管理和公共关系、期刊编辑工作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们不赞成期刊编辑无“学”的观点，认为期刊编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期刊编辑是一项再创造性工作。这种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参与性。如向作者组稿时商定选题，提供背景知识，研讨写作角度，提出论述重点等；二是再度创造性，即在编辑过程中，对稿件修改加工的再创造。
我们认为，编辑人员特别是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要适应编辑工作发展的需要，坚持编研结合，以编为主。编研结合，有利于编辑人员及时了解理论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利于提高编辑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有利于编辑人员理解作者写作的艰辛，有利于编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但在编研结合过程中，也要防止重研轻编倾向的产生，要坚持以编为主，研究为编辑服务。
我们认为，期刊编辑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系统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包括三个阶段、十个环节。三个阶段是规划设计阶段，具体编辑阶段，编后反馈阶段。十个环节是：确定期刊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制订整体设计和选题计划，组稿，审稿，改稿，发排，印刷，校对，出版发行，编后反馈。这些阶段和环节环环相扣，前后相继，循环往复，一步一步地将编辑工作推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可是有些人只注重具体编辑阶段，不注重规划设计阶段，特别是编后反馈阶段，那是片面的。为此，我同期刊社的部分同志合作先后出版了《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学》《期刊编辑的理论与实践》《期刊编辑论丛》《期刊工作手册》等著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从上述学术探索中可以看出，我的探索虽留下了某些印迹，但与时代对自身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作为一位有追求、有信念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只能说自己的一生是珍惜时间和生命的一生，是努力遵循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奋服务、不断向前探索的一生。只要生命不止，就将探索不息。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思想者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