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怎样化“危”为“机”的——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起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不可磨灭的。在这些贡献中尤为独特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危险”之局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邓小平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和危机的特殊环境中，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当时面临的局面错综复杂，危机重重。
从国内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少发展。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在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体现出来，反因天灾人祸，造成了好些人非正常死亡。和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
从国际上看，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变为实践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凯歌前进，形成了横跨欧亚拉美15个国家的、占世界人口1／3、面积1／4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和改革调整带来稳定繁荣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受封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思想僵化并落后于新科技革命发展这一现实认识不清，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苏联党长期推行霸权主义而兄弟党的破裂察觉不够，引起了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组织分裂，导致波匈事件、捷克事件发生，中苏论战持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苏联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起减慢，70年代呈下降趋势，8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打出“全面改革”旗帜，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导致经济社会状况恶化。受挫后，他又于1988年，将改革变成改变方向，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突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资本主义反成“香馍馍”，第三世界国家中亲共亲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跟着受害。西方舆论以为社会主义“已经终结”，“进了历史博物馆”。
（二）
面对上述危局，邓小平是怎样化“危”为“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据我看来，其成功的诀窍和启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选好突破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
深悟唯物辩证法、且有着“三落三起”神奇经历的邓小平认为，危机由“危”和“机”组成，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危机，既发人深省，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又使人清醒，从反面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更给人磨炼，使其百折不挠，勇攀高峰。把“危”转化为“机”，解决好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首要的是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突破口，从纠正“左”的错误入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打下基础，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变到各方面的改革。
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党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正确，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顺利发展，人民就高兴。党的思想路线不端正，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出现困难，带来挫折，人民就遭祸。1982年邓小平谈及他是如何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领导那场转“危”为“机”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指出，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才出来工作的，“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出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4]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他对外国客人说，我既不是改革派，又不是保守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都不是从书本、从主观愿望、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而制定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说话”。“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6]“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7]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过程中，他对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重要作用及其实现条件等，都在继承的基础上作出了重大创新。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规定。解放思想要创造条件。“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8]
如此一来，邓小平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带领中央领导层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实现了三个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审查和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事业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2．掌握关节点：总结建国以来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决认识上的纷争，找寻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
为了解决当时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关键问题：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意义及其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邓小平提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主持起草《决议》的过程中，他连续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对《决议》总的原则和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认为，《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多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9]，从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找出新的发展道路。1979年他将这一道路“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1982年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明确指出：在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时，对右的错误也要顶住，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0]“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1]
正是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党内反复讨论、凝聚全党集体智慧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获得通过。《决议》抓住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一关键问题，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主要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决议》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十条基本总结，就是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初步概括。这十条总结，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和平的外交方针，党的建设等等。邓小平曾指出，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所作历史决议，大政方针都定了，包括对外政策和香港、台湾的政策，都定了。
3．把握机遇：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正当我国改革开放先在农村接着在城市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的苏共宣布解散，苏联解体，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剧变，国内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西方对我国实施一系列制裁，力图压垮我们。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严重灾难面前，我们又一次遇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困局，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坚定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形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2]“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3]“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4]
至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应该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要经历相对艰难的曲折历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经历了48年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86年的反复较量，整个资本主义从建立到成熟大体上经历了二三百年，其间不断出现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艰难，又何况社会主义运动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走上共产主义呢？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5]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转危为机，把握机遇，要对危机作深层次的辩证分析，明确危机的状况、产生的根源及其克服的途径与方法，从而有的放矢地破旧立新。世界社会主义危机带来的国际格局调整、世界形势转折，正是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上台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和拓展的机遇。邓小平说，我就担心丧失机遇，“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6]美国学者布莱克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一书谈及危机和现代化的关系时指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17]由此可以看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危机越严重大越是理论创新、政策创新的机遇。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准备、形成到成熟，都与20世纪三次社会主义危机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是毛泽东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和实践准备。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为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问题、经验和思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形成。苏联解体和东剧变造成的世界社会主义危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把握机遇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机遇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特别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是抓住机遇的精神动力。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定力和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坚定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勇前进，终于战胜了困难，走出了险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近10%，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抓住根本：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系统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8]“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19]“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0]“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1]
为了正确地解决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认真地分析了我国的世情和国情，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只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而不注意其统一性、共存性及其二者间互补、吸收和借鉴的关系，这是有片面性的。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新形态，就要正确处理“社”和“资”的关系，就要在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去创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认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邓小平还指出：“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22]“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
为了弄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特征及其与传统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70多岁的高龄，亲自带团去日本、美国、欧洲，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他改变了之前对世界形势的根本看法，由过去的“战争绝对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立足“早打”“大打”，转变为“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为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制定对外开放、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提供了世情依据。与此同时，他还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4]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清除长期存在的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空想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国情根据。这两个重要依据，不仅为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而且为我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他针对长期流行的僵化的不合时宜的社会主义看法明确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要承认差别，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愚昧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从本本出发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模式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清除封建主义流毒和影响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维护安定团结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把经济搞活，市场运用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没有精神文明、不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正是邓小平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合所提出的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各种具体特征的内在联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根本任务、主要功能和基本价值，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实现了认识上的新飞跃。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认识。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改革为根本动力建设社会主义；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用“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实现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让他们满意、高兴，为他们造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解决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6]等。
党的十四大报告，依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南方谈话，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作了简明扼要概括。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9个方面。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还制订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又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还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认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都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丰富和创新，与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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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开创和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继列宁、毛泽东之后又一个从“危”转化为“机”的光辉典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7]
需要着力指出的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8]“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中国如果“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29]。“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指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0]“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31]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大量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
正因为我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们都对中国的成就表示惊讶和赞赏。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法国勒德罗什·布鲁纳在1997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我们肯定会看到中国将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强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雄心壮志将会具体显示出来，继续令我们惊讶不已。”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勒卡尔·拉米说：“自从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发展中国家收益巨大，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
（原载《学习论坛》2014年第6期。后收入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纪念邓小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4年11期全文转载）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7]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27]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