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医药要克服认为中医药学无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
中医药学是否具有科学价值？是存还是废？是辛亥革命后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令》没有将中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9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能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诊断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而且可以看得见，显微镜下可以看得见。中医能治好病，但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1929年，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卫生委员会议，讨论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将中医药推向艰难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中医药的挖掘、扶植和发展，使之得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2006年，一场始料未及的“取消中医”网络签名风波，再次引发所谓的“中医存废之争”。今年3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委员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题目是“尊重中医药的科学价值”。他说：“国内许多部门未能充分尊重中医药的科学价值”，致使“在医疗管理系统的某些政策制定或决策环节，有一种对中医药宏观肯定微观否定的尴尬局面，涉及教育、科技、新药审批、专利保护、价格费用等多个方面，严重阻碍了中医药学科和产业的健康发展。”[2]这就说明复兴中医药至今为止，仍要克服认为中医药无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
为什么时至今天，仍有人会将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视为无科学价值的呢？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就要弄清楚它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认识根源。依我看，产生这一错误倾向的根源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落后挨打，被打蒙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学地位作用的认识出现了误判。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东方文明的杰出大国，曾经创造过很多光辉灿烂的时期，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以至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但是，当世界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后，中国却因工业不发达而衰落了。衰落的起点是明朝中叶大约是在1500年前后。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被认为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历史学家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描绘了明朝衰落的情景。他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指出，这不但是明朝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转折时期。其实这同时还是世界历史的转折时期。斯塔夫里阿诺基在他著名的《全球通史》中就以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转折时期。当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海洋交通贸易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开始了全球化进程，西方世界发展速度加快。邓小平谈及这段历史时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4]到了清朝康熙时朝，从国内看虽是盛世，从国际发展大势看，实际上是落日的辉煌。当时，英国已经过光荣革命，跑在了最前面。法国经过宗教改革，开始了启蒙运动。原本落后的俄国也在1698年开始改革，赶上了世界潮流。我们身边的“蕞尔小邦”日本，也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帝国，称霸亚洲。而清朝却不了解世界变化，以为自己强大，思想僵化保守。康熙虽喜欢西学，却不是学习西学强国之道，也不理解西学中的新思想，仍然固守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旧东西。康熙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更是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可见，中国当时的落后，并非国力不行，而是理念不行，工业化未搞起来，生产力落后。落后就将挨打，这是世界各国竞争的铁律。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其历史必然，付出的牺牲也特别重大。在惨重的牺牲面前，人们的认识往往容易片面化、走极端。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统统视为必须彻底打倒的对象，就是当时的一个严重误判。这种误判不仅没有找到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找到求亡图存之道，反而导致丧失民族自信和自尊，贻害无穷。
二是西学东渐的异化现象。西学东渐本来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先进思想和技术，与愚昧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思想作斗争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其目的是求得人民群众自身的思想解放，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促使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东方的目的，不是让东方的人民站起来与西方人平起平坐，而是要东方人作西方人的附庸和奴仆。故而先进的东方人不断地学西方，不仅未能改善国家民族的状况，反而不断遇到先生的打击，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出现西学东渐的异化现象。在这种异化心态下，中国人老觉得自己一切都不如别人，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被打倒、被丢弃，甚至觉得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三是科学主义盛行而带来的恶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笛东升说得好：“如果以400年来盛行的还原论科学为标准去衡量，中医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五四先贤早已把问题说清了。”“但是，如果你以正在兴起的复杂性科学为标准衡量，不难看出，中医在许多方面具有西医所缺少的科学性。”[5]科学主义推行的还原法标准曾盛行一时，却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被系统论、耗散论、自组织论等复杂科学理论所取代，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可是正如胡适所说，科学主义的盛行，却使得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6]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类宗教，在近现代失落的中国达到“几乎全国一致的崇拜”。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下，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了。
四是一些不懂中医药的人们对中医的缺陷和不足作了片面的夸大。中医药学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与西医药学相比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再加上农耕社会的手工工艺包括中医药的特效配方和独特经验，常常具有保密性，一般只传给嫡系子孙，不许外传，这就更加增强了中医的神秘性，使得一些不懂中医药学的人们不能透过现象把握其科学的价值。
其实中医药学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争议问题，而是实践中的客观效果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无数次地证明了它的真理性、有效性。当今国际上好些著名研究机构，如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心脏病研究中心、英国卡迪夫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专家等，对中医药学的确切疗效、专利申请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广泛认可和热忱参与，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毛泽东说得好：“中国对世界是有很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尽管有些道理还说不清，但行之有效就是真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医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形成巩固的统一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还发出了“西医学习中医，团结中西医”的号召。明确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的伟大事业之一。”“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原有的医学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对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巩固地建立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的关系。”还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7]为此，卫生部举办了多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了中医研究院，设立了多所中医学院，并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医中药人士推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升其政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学更是得到了空前发展。198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21条正式写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科技部会同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06年7月还向全球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同年，科技部等16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9年国务院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在体制改革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4月，国家中医药局与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签署项目协作协议，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明确提出，要“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这都充分说明我们已经从各个层面克服了认为中医药无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