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和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的依据与标准。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理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我们党内由于受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出现了激烈的争论。针对这些争论中的问题，毛泽东在遭受教条主义领导者压抑和迫害的情况下，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文。明确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人，为了肃清主观主义（其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影响，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告诉人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2]还针对教条主义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等问题上散布的糊涂观念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指出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内涵，为我们区分是不是真正的理论提供了判断的标准和尺度。
对于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通过多年的反复总结，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了是否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一些主要依据。多数同志认为：构成科学理论新体系的依据和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理论是系统的还是没有形成系统：另一条是，它对所研究的领域是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还是没有做出这种回答。属于前者，就构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4]
依据前述什么是理论，什么科学理论体系的论述，我曾将是否构成科学理论体系的衡量标准形象地概括为三条[5]，这三条就是：
第一条，看这一理论的“源”，即这一理论有无深厚的理论来源（特别是有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来源，群众来源。
第二条，看这一理论的“理”，即这一理论有无鲜明的主题，有无围绕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首尾一贯的基本观点和内在逻辑结构，即这一理论是否回答了围绕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构成了理论的系统性。
第三条，看这一理论的“果”，即这一理论是不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是不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https://www.daowen.com)
用上述标准去衡量“一国两制”理论，应该说它是完全符合科学理论体系的要求的。
首先，从这一理论的“源”看，它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理论来源，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古今中外实现祖国统一的经验教训的实践来源；有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全世界华侨在内绝大多数同胞的支持和认同，具有深刻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来源。
其次，从这一理论的“理”看，它以“一国两制、祖国统一”为目标，对什么是祖国统一、为什么要实现祖国统一、能不能实现祖国统一、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已实现统一的香港、澳门怎样保持稳定繁荣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科学回答；提出了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一系列的创新理论观点；阐明了这一理论形成的主客观依据、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实践模式、突出特色、重大意义，发展前景；表明了这一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大智慧、大决策、大战略、大创新的光辉体现，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也显示出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显著的实践性、科学的创新性、论断的前瞻性、智慧的集体性、体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色。总起来说，“一国两制”理论回答了与祖国统一相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成了科学理论的系统性。
再次，从这一理论的“果”看，这一理论是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证明其正确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十多年保持繁荣稳定的实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理论及其体系是完全正确的。正如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澳门回归祖国十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和特区政府带领澳门各界人士团结奋斗、务实进取，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带来的严峻挑战，努力克服澳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保持澳门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使澳门这座历史悠久的商埠名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为澳门发展谱写出新的辉煌篇章，为国家发展增添了夺目光彩！”“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的十年，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十年，是澳门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十年，也是澳门各界人士积极探索符合澳门实际的发展道路、不断取得进步的十年。”[6]香港回归祖国十多年的实践也是这样。台湾在香港、澳门和国内外条件的影响下，也在两岸通商、交流、协商、互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在“一国两制”提出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将其仅仅视为一个“科学构想”“治国方略”“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不同时承认它已经从一般的科学构想、方针、政策经过实践中的具体化、系统化、法制化转化为一个理论、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对的。更何况从党的十三大报告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凡论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和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时，均将“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观点来实现祖国统一的观点”作为其基本方面和基本内涵。
还必须看到，“科学构想”“治国方略”、方针、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其背后都是以科学理论为依据、为支撑的。没有科学理论依据和支撑的构想、方略、方针、政策，只能是主观设想，谈不上有什么正效果。同时，构想、方略、方针、政策制定后，要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也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并在实践中给以指导、检验、总结和修订。这样，构想、方略、方针、政策和理论、理论体系，就在实践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发展链、良性循环体系。故而以“一国两制”是构想、是方略、方针、政策来否认它同时是理论，是理论体系，显然是对构想、方略、方针、政策和理论、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陷入了误区，将本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视之为相互对立、相互分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