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性质和范围层面看：长征胜利标志着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创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
红军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长征胜利后，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进入了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迅速掀起。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国对强国的军事对抗，仅仅依靠党和红军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在国内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汇聚起国际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抗日和反对世界法西斯的力量，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掀起全面抗日和全面反对世界法西斯的高潮。为此，中央红军一方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简称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根据两个决议的精神，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的最大贡献是在遵义会议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后，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国内全面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将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共合作、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法西斯战争联盟的正义战争。
决议明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和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当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始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这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与此同时，中央还对工商业的政策也作出了决定。要求“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以发展中国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决议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批评。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该使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依据会议精神，党中央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日救国上，先后提出“抗日反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了斗争策略的转变，还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首先，通过直罗镇战役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深入细致的抗日统战工作，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深切感受到内战必亡、抗战必存，停止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与红军达成团结抗日的共识，奠定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其次，发动东征、西征两次重要战役，给亲日反共的阎锡山晋绥军和坚决反共的宁夏马系军阀沉重打击，缓解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开创了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全国军事斗争形势进一步向民族解放战争方向发展。再次，发起山城堡战役，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慑于红军的威力和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压力，蒋介石再也没有组织起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民族解放战争、反法西斯联盟战争的新阶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反法西战争联盟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后需要着力指出，上述五个层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续快速前进，各有其独立的地位与作用。其中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稳定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正确的军事战略策略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的核心和灵魂，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的结合与弘扬是推动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原载《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10期）
【注释】
[1]《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日30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页。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页。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5]习近平：《在布鲁日欧盟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https://www.daowen.com)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298页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笫438页。
[10]参见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1]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80页。
[12]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5页。
[14]《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7]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26页。
[18]《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