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之作——读《邓小平理论新探》
梅荣政
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概念之后，与此相关的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近读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开明经过长达15年的艰辛探索、五易其稿、撰写而成的40多万字学术专著《邓小平理论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新探》），颇受启发。
《新探》以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为基础，以党的重要文献为依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含义、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看法。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启迪人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创新是全面的、系统的、成体系的。《新探》紧紧把握邓小平理论的这一本质特征从诸多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全书内容完整，结构严密体系合乎逻辑，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邓小平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上的诸多创新。
第一，从研究的视野看，《新探》力求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用世界眼光、宽广的胸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境界，去阐述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放在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放在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存、竞争的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将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挫折和危机，成功和失误、经验和教训，看作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实践生长点、理论生长点。并用这样的新视角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含义、历史地位、基本内容、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客观必然性；阐明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是其重大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分析邓小平理论和该理论创立者的独特经历、独具特色与特有品格的关系。
第二，从研究的宗旨看，《新探》是以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为宗旨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讨中，提出的对邓小平理论认识上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既是作者理论思考的重点、热点和难点，也是本书建构的生长点和支柱。如何从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需求与时代特征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是本书的基本线索，也是本书研讨中的一个难点。作者认为，了解邓小平理论，有许多途径，其中之一是从整体上，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角度，看看邓小平理论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属于邓小平理论所特有的现象？其深层次的内涵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形成今天的现实？它们又给我们今天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才是需要深入探索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从论述依据上看，《新探》是依据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新概括，和十六大、十七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化和拓展，去阐述邓小平理论。1997年召开党的十五大和往后召开的十六大、十七大，在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将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就将邓小平理论提升到新境界，上升到新水平。党的十六大在总结1998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工作的基础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作了概括，把这一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深化和拓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仅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作出了新概括，还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相继形成的三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来研究和把握邓小平理论。
第四，从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看，《新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新探》在这一方面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相结合，以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创新探索，作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基础、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发展理论的动力。强调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与互补，群众创造和领导智慧的有机结合。二是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大量翔实的材料分析，得出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三是突出问题意识，着力解答学习、贯彻、实践邓小平理论中的诸多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增强现实针对性。
正由于《新探》具有上述特点或优点，使得该书在内容的丰富性、范围的广泛性、资料的翔实性、结论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挖掘的深入性等方面，都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意义。
《新探》的特点和优点与该书作者荣开明长期养成的优良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部专著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有的风范和品格，以及他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而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然，本书也和其他著作一样，有其局限和不足。例如，该书在充分肯定邓小平理论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创立者的独特经历和特有品格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弘扬就显得不够。对邓小平的有些重要思想，如经济发展后的分配问题，以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也显得着墨不足或未能论及。如此等等还可举出一些。但从整体上看，这些局限和不足还是次要的，用得着“瑕不掩瑜”这句老话。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