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和“灵魂”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迫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2]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和“灵魂”。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范畴。它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说的广义炎黄文化，我们湖北人所说的炎帝神农文化，有好些共同和相通之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炎帝黄帝文化为象征和代表，以中华文明为开端，以儒家思想为经，以诸子百家为纬，兼收并蓄其他文化，在长期的民族统一和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并繁荣发展的。在炎黄文化开端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应该怎样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和“灵魂”呢？这可以从诸多方面去作分析。
第一，从框架建构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和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提出价值要求，其文化传承和思想根源就来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此习近平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理。《大学》指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气呵成，相互贯通，互为关联，从宏观整体意境上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参照系和思想资源。从国家层面看，《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说的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即必须共同遵守、共同执行人类社会的法则。这个法则简要地说就是三句话：“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要求治理国家从“公”即从全体国民的利益和福祉出发，不贪、不求、不争、不自私、不自利。“选贤与能”要求治理国家应该选用有德行、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当国家大事，为国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讲信修睦”，要求治理国家要讲信用，不欺瞒，在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从社会层面看，先秦以来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推崇“大同”思想，认为大同社会的境况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孔子主张建构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恕”，即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强奸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如孔子所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从个人层面看，儒家强调品质修为应重于修身养性。《大学》对此说得很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个人的修为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而将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交往的行为准则。在上述修为中儒家尤其重视当政者的个人修为。要求当政者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强调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从价值内涵和价值体系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渊源、民族基因、丰富营养、精神标志。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价值理念，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灭亡，匹夫有责”；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民族基因、丰富营养、精神标志。它深深地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4]
第三，从道德建设看，蕴藏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丰富滋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培植一种有益国家、社会、他人的道德。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荣辱美丑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们之间从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具有自律性、稳定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立德首先要明确方向，同时要懂得路径。方向是立德树人，修德为本，把道德修养作为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路径是勤学、明辨、笃实。“‘德者，本也。’蔡元培先生说过：‘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5]
第四，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世纪难题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为我们解决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当今中国也和当今世界一样，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商讨如何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难题时便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当今世界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包括儒学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难题。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思想，有利解决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难题。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有利于深化改革，解决现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难题。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等思想，有利于解决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的难题。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