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艰难曲折探索过程。我们党9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5]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其后继者。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伟大的理论成果，就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看，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有其基本相同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在其形成前也都有过一段时间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形成全党的共识，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飞跃实现之前，从1921年开始至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经历了14年。其间有过两次胜利（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两次失败（北伐战争途中因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领导权而遭受失败；土地革命时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王明“左”的错误，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6]，才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于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次飞跃实现之前，从1956年八大前后的正确探索开端，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的重大转折，确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经历了22年。其间也有过两次成功的探索（八大前后的探索和60年代初调整期间的探索）、两次探索中的失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才经过正确和失误的比较，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客观世界，才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有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正式确定为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党的指导思想。
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承担的具体历史使命和理论的基本内容看，两者又是不相同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承担的具体历史使命，主要是回答和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新中国的建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在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承担的具体历史使命是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如何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不是个别问题、个别论断上的推进，而是整体上的推进，划阶段性的发展，包括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基础上的恢复和继承，探索新的道路，提出新的范畴和概念，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中心的转移，体制目标的转换，理论观念的更新等等。[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主要是因为有四个“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等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8]这—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既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邓小平1987年就曾说过：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年时间内如能基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