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战略策略层面看：长征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军事路线正确，实现了军事战略、策略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红军的过程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及一系列在实践中证明为正确的关于军事战略策略思想。但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领导者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的，是写在经典著作书本上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做法一概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1日至5日）到南都会议（1932年10目上旬），再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至18日），都剥夺了毛泽东的话语权。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和一些将领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策略也就得以继承和发扬，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同遵义会议前相比，会后的军事战略和策略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折。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实现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变。遵义会议前，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攻时采取冒险主义，死打硬拼；防御时采取保守主义，被动挨打；转移时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把握防御和进攻转换的关节点，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从而实现了进攻与防御的有机衔接。二是在作战原则上，实现战略的速决战向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向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的转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战略上主张速决战，在战役战斗上坚持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比喻为“乞丐与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后，红军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摆脱了单纯防御和堡垒主义的桎梏，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在战役战斗中，坚持以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为主，善于造成战局中的局部优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三是在作战指挥上，实现由战略战术教条僵化向灵活多样的转变。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红军经常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械呆板，行动反应迟缓，随时都有被围困、消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在战法上做到于劣势中造优势，在平势中创奇势，从而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整个长征过程，红军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彰显红军战略战术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瓦窑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和其后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是将毛泽东的上述军事思想上升为理论性的系统阐述，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行动指南和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战略战术的指挥和运用与军队战略力量质的跃升是密不可分的。长征中红军减员严重，战略力量弥足珍贵。但各路红军通过不断汇聚、整合，胜利到达陕北后，队伍空前集中，质量更加优化。长征开始后，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各路红军分散单薄，面临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严峻形势。为使战略力量集中，形成整体作战效能，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了6次战略力量组合的大会师，每次都不仅扩大了队伍规模，而且优化了编制。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军事指挥实现了全军集中统一，确保党对红军绝对领导。二是部队适时地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的桑植整编，中央红军的黎平与扎西整编，红二方面军的正式成立，陕甘支队的组建，以及长征胜利后的三大主力红军的整编，都使红军健全了指挥体系、优化了内部结构、精简了各级机关、充实了基层战斗力量。三是协同作战能力明显提高。特别是长征胜利后，红军三大主力齐心协力，相互支援，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为人民军队尔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战略战术、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基础，提供了人才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