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
对于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我国理论界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分析，提出了一些大体相同而又有差异的看法[10]。以笔者之见，从解放思想的广度、深度、力度及其带来的影响看，最为主要的思想大解放是四次。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热烈争论开始的。针对的主要矛头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思想及其指导方针，实质上是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唯上唯书不唯实的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开火。这场讨论是由于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三年徘徊未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引发的。这场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促使全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进入了我们党开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场思想解放的显著标志是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1]。此后，我们便在农村城市实行了各项改革，并在沿海地区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这场讨论的最终成果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分清了历史上的是非，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从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始酝酿，以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针对的主要矛头是当时阻挠改革开放的一个“左”倾观点：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当前的阶级斗争“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有人甚至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是对的。”[12]这场争议的背景，从政治上说，是由于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国内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有的人重提阶级斗争，主张以反对和平演变为纲。从经济上说，是由于治理整顿，加上外国制裁等因素，这三年中国的经济急剧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如此发展缓慢，显然对加速发展、再上新的台阶不利。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邓小平不顾88岁的高龄抵达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的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3]通过这次思想大解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新的概括，迅速深入人心，从根本上冲破了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束缚，解放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搞起了曾经被人称之为资本主义专利品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长期被人视之为资本主义专用概念的资本、利润、破产、失业等也为我所用，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随着姓“社”姓“资”问题争论的深入而逐步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1997年关于所有制结构姓“公”姓“资”的争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使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社会面前，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引起了一些人对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恐惧。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人写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攻击。媒体舆论也围绕“公”“私”之争做理论上的交锋。有的文章还针对1992年以来的股份制试验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在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方针，提出要维护包括所有企业在内的“统一完整的公有制体系”，反对放掉小企业，反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认为股份制“是一个地道的私有化方案”，是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资产阶级”。可就在这样的严重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7年2月19日逝世。于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准备良久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讲话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这场争论实质上解决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逝世后第三次面临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这场思想解放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还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部署，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还于2001年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明确“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4]。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https://www.daowen.com)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从2003年突发非典疫情而引发的关于发展的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协调问题的思考。这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大解放讨论，与持续三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反思研讨是相并行的。其主要矛盾是针对非科学的传统发展观念、方式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模式的思想束缚与习惯势力。其理论成果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如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对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作了全面深刻的系统概括。
从上述解放思想的历程中可以看出，30年来的思想大解放不仅从未停息过，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成果之丰硕，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目前我们在十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正在延伸和扩展第四次思想大解放的热潮。这一热潮也可以说是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这一轮新的思想大解放，从走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到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体现出的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
这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和前三次思想解放相比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的新特点。侯惠勤同志认为这些特点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三个字”[15]。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均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并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进行探索。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具有敏感性、尖锐性和攻坚性，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不仅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去加以解决。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的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而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的矛盾具有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求强光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都需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运用世界眼光、大局观念去加以综合思考，才能取得预期成效。
正因为如此，这一轮新的思想解放与前三次思想解放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前三次思想解放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主要是和传统的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决裂，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偏重于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广泛更深入，任务也更艰巨。第二，前三次思想解放侧重于还利于民，将“政治人”转化为“经济人”（这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但局限性也特别明显）。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是在继续还利于民，并注重调整利益格局的同时更侧重于还权于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16]。与此相适应，还要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总体而言是从“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其根本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前三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思想层面的问题，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更加侧重于制度层面的问题。要从制度着手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前进。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7]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阶段。我们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实现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目标。第四，前三次思想解放主要是依靠中央的权威，从上而下地发动，又从下而上地不断总结、概括，做到上下结合，领导和群众结合，双向互动互补，从而取得成功的。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由于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已从城市延伸到农村、专业性的社会调查机构已经出现、大众传媒更加普及、公众文化程度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群众民主意识更浓、社会思潮和人们的要求都更加多样，因而思想解放参与的程度和发展的方式都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产生的创新成果也可能更为多样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