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和重构是国学面临的双重任务
近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国学日益成为人们热学热议的话题。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学要想在广大民众中扎实地“热”起来，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起到动员、鼓舞、激励作用，还面临着复兴和重构的双重任务。
“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这就要首先弄清国学近一百多年来衰落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笔者认为一是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世界列强进入产业革命后，我国由于清廷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缺乏国际眼光，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生产力发展缓慢，以致落后挨打。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入侵，国运衰落，国学也随之遭到人们的怀疑而衰落。二是主观认知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多来，由于我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机，一些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激情的引导下，在国学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曾经出现过若干片面倾向，先是搞“中西对立”“体用二元”，后又搞“打倒孔家店”，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扫除四旧”“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所有这些做法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的做法，片面地强调和突出了国学的阶级属性，而否认或者抹杀了国学的社会实践性和文化学术性，将传统文化完全政治化，与封建文化相等同，视传统文化为落后、愚昧、腐朽的代名词，甚至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都该由传统文化去承担总责。其最终后果是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事实上，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将国学和封建文化相等同是欠妥的。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据此，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固然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腐朽因素有一定的关联，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经济的不发达，皇朝的政治腐败。将中国近代衰落和灾难的根源仅仅归之于传统文化让其负总责是本末倒置。
从国学本身看，它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可以而且必须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作具体分析。正如汤一介先生谈及儒学时所指出的：“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1]从政统的儒学看，它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但从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必有其传统）和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看，就很难说他们都是封建极权专制的东西，特别是渗透于国学中的智慧、情感、理想、信念、人格等深层次的精神就更是如此。比如，国学中提出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身心内外矛盾的原始朴素的理念、方法和路径，就恰恰是当今中国构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具有正面价值的宝贵遗产和思想资源，不应该也不能够仅仅归入封建文化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育了几千年，能够绵延不断，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很长时间站在世界前列，究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视怎样做人做事，怎样处理人与人（推而广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的关系，怎样从总体上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和风尚，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成为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是非、善恶尺度和行为准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长期“磨合”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我们的祖先在总结概括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可贵的民族精神。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身，“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日三省吾身”；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等，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这些瑰宝都是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生存、发展，又能在多次受到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陷入困境后重新振兴的重要根源。这些瑰宝，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我们怎么能够从阶级性的单一维度去对其加以全盘否定，加以全部抹杀，而不去弘扬、不去振兴？当然，对于剥削者、统治者附加在上述瑰宝上的阶级烙印，我们要加以清除，但不能不分精华和糟粕。
基于上述认识，我以为复兴国学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给其正确的定位，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有机成分。
“重构”就是要在复兴的同时，重新构建适合当今时代要求、实践需要的新国学。这种新国学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又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继承和创新统一，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国际视野中的国学”“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2]
复兴和重构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双重任务。如果说复兴国学是前提和基础，那么重构国学则是在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提下，继承历代国学合理元素和优秀成分基础上的当代创新。这种创新无疑会为国学创立更好的体系和框架，也为国学的复兴创建更好的条件，故而复兴和重构是双向互动和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