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色和差异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治国方略从其基本面和主导面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这并不否认他们之间的特色和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或一些问题上的较大差异。这些特色和差异是由两种情况形成的，一种情况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经验的丰富，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变革而与时俱进带来的后一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前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而形成的特色和差异。这是认识和实践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给予的烙印，或者说是时代发展带来的特色。另一种情况是前一代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而造成的认识偏颇所导致的指导方针和治国方略的失误，后继的领导者在继承前一代领导者治国方略精华的基础上拨乱反正而形成的特色和差异。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治国方略中，江泽民的治国方略与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就只有第一种情形的特色和差异，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和江泽民的治国方略与毛泽东的治国方略相比较就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情形的特色和差异。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的特色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治国的指导倾向看，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有差异
治国的指导倾向是根据治国的目标和重心，以及对当时国内外情况的判断来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两次工作重心的转移。第一次是全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后由农村转向城市。第二次是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革命转向建设。前一次转移，由于判断准确，认识充分，准备良好，实现得较为顺利。后一次转移，由于判断不那么准确，认识出现反复和曲折，转移得很不顺利，以至于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失误。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于经济建设一直是重视的。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针对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的错误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他认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更是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国外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改变看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重新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得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
邓小平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只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16]”。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受任何干扰，此后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一是在党的十三大上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路线要管一百年，始终不能动摇。二是在确立实践标准的权威后，又重申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要用这些标准去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从而摆脱了人们长期存在的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惑。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是将富强、民主、文明联为一体，作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江泽民在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挑战和机遇面前，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党的治国目标，不仅始终遵循邓小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去行事，而且在全面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十三年的实践中，深化和拓展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从治国方式上看，对政策和法律、人治和法治的认识程度有差异
政策和法律、人治和法治，从来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往往被交叉运用。但从时代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趋势看，重视法律、注重法治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毛泽东对于民主政治和法律建设是重视的，但从总体上看，他的治国方式还是以政策为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较为注意国家的法律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如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特别是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对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治国的若干基本原则和方式都作了法律规定，为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1953年开始实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后，毛泽东基于对过渡时期情况变化快而法律不如政策那么灵活的认识，再加上长期战争生活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等因素，逐渐地倾向于以政策为主去治理国家。尽管1962年9月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下发过“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都要搞”的指示，但由于思想认识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因而重政策轻法律，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仍然严重地存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加严重突出了。
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治国方略的精华，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他的治国方略从整体上说是以法治为主，强调依法治国。邓小平深深地认识到，以政策为主的治国方略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产生的重政策轻法律、重人治轻法治的认识偏差，将法律视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在实践中带来了以党代政、以政策代替法律等等的主观随意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而，他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7]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8]“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9]总之，“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20]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都表明邓小平在治国方式上充分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已从重政策、重人治转变为厉行法制，摒弃人治。
江泽民在治国方式上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厉行法制、摒弃人治的思想，而且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概念。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此后他又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江泽民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从“法制”变为“法治”，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法制”是指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但它并不必然以民主为前提，甚至有可能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上。“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与专制毫不相容，是指主张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和权威性，强调法不阿贵，法不为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民众要守法，更重要的是政党和政府要依法守法。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治国的基本方式，体现了民主法制建设的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治国安邦的理论，使民主法制建设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从治国的途径上看，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差异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伟大革命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只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建设，毛泽东就发现了这种模式的缺陷，试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始终没有完全突破苏联的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也一直主张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封锁我们，60年代他又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建设。这种封闭，限制了毛泽东的视野，妨碍了他从更广阔视野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下决心进行更深刻广泛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吸取毛泽东的教训，从1978年起就下决心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1]“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2]他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23]他还认为开放也是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对外开放，要大胆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改革开放就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一条决策。
江泽民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重大措施。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4]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集体的领导下，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开创了全范围、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
4．从治国的风格看，对理想和现实关系的认识和注重的程度有差异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但是，怎样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条件出发，经过一些什么样的阶段和过程来达到这一理想和目标，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一直主张要经过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才能在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完全成熟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到1952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后，他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1956年，将原来计划用10年至15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在4年内完成。从1958年开始又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在1958年8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短短的几年里，毛泽东在我国社会的转变问题上，作出如此巨大的变化，固然有当时的客观原因，但和他重理想轻现实以及他具有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和风格也有一定的关联。他的这些气质和风格，使得他在革命和建设连续地取得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后，容易不冷静地分析面临的现实及其困难和问题，过高地估计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急于求成的思想，从而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停顿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也使得他在一系列的伟大胜利面前，容易滋长个人骄傲和主观主义的毛病。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既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敢闯敢试、开拓进取的精神，又认真吸取了毛泽东晚年脱离中国基本国情，实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政策而事与愿违的教训，尤为注重的是实事求是的冷静思考和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主张将伟大的理想建筑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上面，用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去纠正过去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张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去衡量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抛弃那些空洞抽象的争论；主张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从各个方面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将远大理想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的优秀风格。他明确指出：“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25]要坚持落实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目标和途径、不断发展和阶段发展、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
总之，正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治国方略上的这些差异，才构成了他们各自的特色和风格。这些差异的产生和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密切相关，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对国情的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的理解的不同，特别是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完全相同。令全体中国人民骄傲的是，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探索和共同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原载《湖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系《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丛书之《毛泽东治国方略》等“代序”。）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2]《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https://www.daowen.com)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8]《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66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