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指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18]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议》强调，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19]。这都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绿色发展的丰富内涵。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建议》的论述，绿色发展的丰富内涵似可从不同视角归纳为如下多个方面。
1．绿色发展的要义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人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实现绿色发展，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20]绿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普惠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终极目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实现的条件和基础。“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21]
2．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协同推进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受苏联学术思想的影响，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生产力单向地解释为征服、利用、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无偿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征服论”，将人和自然相对立，将对自然的破坏视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完全忽视破坏环境带来的负面后果，导致生态退化、环境恶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力划分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认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22]这种生产力是自然界本身蕴藏着有助于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它不仅没有将自然生态环境从生产力范围中排除出去，而且是人与自然正常共生共处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决不能再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新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3．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当今世界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仅浪费资源，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还给全球带来巨大灾难。我们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手段，打破旧的思维定势和条条框框，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以调整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转变经济发展结构为推手，坚持走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发展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做到三个转型。一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绿色转型。不仅要承认人有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及其存在物也有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制定出一系列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道德规范，形成人人、事事、处处、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社会风尚。这是推进绿色发展的价值观、伦理观前提。二是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要在生产过程中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采用绿色生态技术，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提供生态新产品，促使生态绿色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将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绿色化，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将推广绿色技术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支撑。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同时加快推进要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这是推进绿色发展的经济前提。三是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推行以绿色低碳、文明健康为基础和方向的绿色消费，力戒奢侈浪费、不合理的过度消费和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时尚、新目标，从而增强全民节约、环保、生态意识，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形成节约集约的行动自觉。倡导环境友好型消费，推广绿色服装、提倡绿色饮食、鼓励绿色居住、普及绿色出行、发展绿色旅游，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公民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新格局，使人过上真正符合人类本性及社会道德的生活。这是推进绿色发展大众化群众化、进而形成绿色生活习俗的前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一富有洞察力的结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活方式精义的重要揭示。
4．绿色发展的实施是一项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23]环境治理、绿色发展作为一项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护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https://www.daowen.com)
一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4]要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坐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对于生态保护防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能不改变。二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实行差异化效绩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发展，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构建科学合理的城乡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功能。要坚持陆海统筹，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扎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三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城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PM 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切实改善环境质量。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扩大湖泊、湿地面积，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要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提早实现。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5．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实现绿色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变革，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绿色发展提供可靠保证。
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善有关。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求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生产环境管理制度。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来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机制。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是全面推进八项任务落实：一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二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解决因无序、过度、分散开发导致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三是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四是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解决资源使用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五是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六是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重点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解决污染防治能力弱、监管职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七是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解决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八是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重点是建立生态文明目标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解决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责任落实不到位、损害责任追究缺失等问题。[25]
6．绿色发展的实现要在个人、技术、国家等层面提出不同要求
比如，个人层面要求生活方式绿色化，即将绿色生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使每一个人主动自觉地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和消费方式。技术层面要求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大幅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并配合金融市场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投融资和交易机制的创新等市场手段，达到减少资源消耗、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目的。国家层面，对生态问题的应对需要有一种全新的“保证国家”的存在，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必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和完善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有针对性进行区域生态保护和开发，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做到对未来负责、对子孙负责。[26]
类似的视角还可举出一些。仅从上述几个视角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党经过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连续探索，良性互动，已经从宏观整体上构建起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体系，明确了时间表，描出了发展蓝图，解决了“要什么样的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等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绿色发展，从狭义上讲，是没有污染的发展，是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实施生产和生活排泄物不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从广义上讲，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产环境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是从横向上表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静态统一；可持续发展是从纵向上表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动态统一。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至少包括均衡发展、节约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循环发展、安全发展等含义和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相继提出了绿色经济理念、绿色环境发展理念、绿色政治生态理念、绿色文化发展理念、绿色社会发展理念等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生态环境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