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之后的新飞跃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发出的庄严号召。如何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当前全党最为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实质上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定位问题。
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除个别同志存有相互对立或割裂的片面性认识外，多数同志认为两者是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但对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表述及其程度与侧重点，则存有不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邓小平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另一种认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之后的一次新飞跃，一个理论发展的新形态。
我赞成后一种认识。不然，就无法解释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重大决策，也无法解释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所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
前一种认识的主要依据是，“三个代表”提出的时间不久，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主题、面对的基本国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实现的历史任务，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只能说它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能说它是邓小平理论之后的一个新飞跃。对此，首先必须指出，根据中央的文献精神，正如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能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算起，而要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不能从2000年2月“三个代表”的概念的提出算起，而应该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算起，因而其形成的时间是13年而不是3年。同时还必须看到，纵观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一种理论新形态、新飞跃的出现，从产生的时代条件来看，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如列宁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之于毛泽东思想，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新的理论形态，新的理论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历史时代，如毛泽东思想之于列宁主义，即在同一历史时代，以新的理论形态、新的理论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属于后一类。
有人以为，既在同一历史时代下又怎么会出现理论发展的新形态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它是由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别是某些阶段矛盾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早就对此作过具体分析。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就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特殊性的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需要新的理论去概括和回答，需要用新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这种阶段性矛盾特殊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时期与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相比，虽然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变化，但是，面临的形势（世情、国情、党情）却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也明显不同；尽管总的历史任务是同一的，但情况、特点和规律却有了不同。正是这些情况的变化和课题、特点、规律的不同，使得新理论应运而生。
从世情方面看，邓小平面对的是，政治上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经济上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上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与风险。江泽民面对的则是，政治上应对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冲击，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如大国关系在重新调整，一些过去被两极格局掩盖着的矛盾：地区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等开始暴露，特别是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所抬头，后来又出现了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等新情况，经济上应对的是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文化上应对的是由上述因素决定的文化冲突，特别是防止“西化”“分化”的种种图谋。
从国情方面看，邓小平面对的是，政治上牢固确立党的基本路线，经济上由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市场经济，并通过改革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使人民生活由贫困走向温饱，文化上防止轻视精神文明建设，搞“一手硬、一手软”；江泽民面对的则是，政治上以改革精神搞好执政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保持社会的稳定，经济上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经过不懈的努力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接轨，使人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文化上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从党情方面看，邓小平面对的是，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工人，群众基础主要是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广大农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拨乱反正后，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江泽民面对的则是，工人、农民由于就业方式变化及转岗、失业而出现分化，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6个新的社会阶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看待新出现的阶层，如何对待这一部分新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的入党要求，同时妥善处理由于党长期执政而带来新出现的阶层如何适应新情况，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进一步防止和反对腐败等紧迫问题。
上述简要的对比表明，尽管诸多变化是静悄悄地出现的，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出现了好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这都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新阶段，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正如江泽民所说：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四个“紧密结合”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现实依据、实践基础，表明它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理论创新。这也表明今天的中国不仅处在一个创造历史奇迹的时代，也同时处在一个出现伟人、创造理论的时代。要使中华民族复兴，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世界之巅，首先要求我们党的理论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世界之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今中国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最具生命活力的夺取新世纪新阶段新胜利的伟大理论。
至于评价一种理论是否可以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的依据也不在于形成时间的长短，而应当看这一理论是否合乎客观事实，是否满足实践的要求，是否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早就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讲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基础，根据邓小平理论所指引的方向，科学回答了邓小平理论没有充分回答、或者没有来得及回答、以及当时还没有提出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并且经过十多年现实实践的考验，成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方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十分重视理论建设。依据我们党前两次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加强理论建设的经验，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否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主要依据是三条。第一条，是看这一理论的“源”，即这一理论有无深厚的理论来源（特别是有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来源、群众来源。第二条，是看这一理论的“理”，即这一理论有无鲜明的主题，有无围绕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首尾一贯的基本观点和内在逻辑结构。第三条，是看这一理论的“果”，即这一理论是不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用上述三条去衡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说它是完全符合科学理论体系的标准的。
首先，从这一理论的“源”看，它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来源，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古今中外政权更替，当代一些国家执政党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的实践来源；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丰富经验与思想素材的群众来源。
其次，从这一理论的“理”看，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有其鲜明的主题，首尾一贯的基本观点和内在的逻辑结构。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围绕发展这个主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线索，以“问题——解答”的结构方式，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精髓和灵魂，以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基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组成的比较完备的辐射式、开放型的立体网络结构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显著的实践性、科学的创新性、论断的前瞻性、智慧的集体性、体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色。
再次，从这一理论的“果”看，这一理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证明其正确的。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13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联系13年的基本经验及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同时，这一理论还要求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