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开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既与中国旧民主主义相联系和区别，又与社会主义...
当今的外国人谈论中国，往往不理解中国人搞发展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快的速度。其实当今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全球化而带来的痛苦、挫折和教训以及由此抗争、奋起和复兴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说，每一个中国人想起那一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所以，中国人总有那么一股民族复兴的心结和劲头，而且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奋斗，创造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毛泽东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杰出继承者和伟大开创者。他的首要功绩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创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其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本家，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搞革命，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说：“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个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清楚。”[2]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现成经验，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的探索中去自己创造。刚刚播出的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927—1932年的党艰辛探索历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逐步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首先来自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来自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逐步探索，来自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科学分析。当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社会革命思想的领悟。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坚信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通过革命，赢得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一直留在国内，扎根基层，注重调查研究，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亲身调查研究的产物，体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他批评陈独秀，指出中央犯了三个大错误，有三大教训。一是不要领导权，二是不许农民革命，三是不要武装。1927年在秋收起义中，当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无法实现时，他说服战友们，成功地把队伍带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后，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可是，有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钦差大臣”，不仅不支持毛泽东的探索，反而给他扣上“狭隘经验论”“农民意识”“富农路线”等帽子，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给毛泽东的各种“处分”竟达20次之多。毛泽东虽身处逆境，却胸怀大局，冲破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坚定不移地推进“井冈山道路”。相继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论证“井冈山道路”的必然性、正确性。1930年，他还针对当时的理论争议，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在群众斗争中、在实际经验中产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党从1927年10月到1934年，先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等十几个根据地，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大发展，党员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人发展到30万人，红军发展到30万人，使星星之火重又燎原。但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取得上述独创性成果的同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却由于对中国革命规律整体上认识不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取得城市起义的胜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3]此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及其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深刻，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4]“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5]企图不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只是空想。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把第二步革命任务放在第一步进行，也是错误的。割裂两步革命之间的联系，搞二次革命论，同样是错误的。两步走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将两步革命联结起来，创造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无须民主革命后，再由无产阶级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答的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的问题。在什么样的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作了回答。认为这一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这一革命的首要的问题是革命归无产阶级领导还是归资产阶级领导。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标志，也是衡量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6]；最复杂、最关键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革命对象，后者是革命动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对敌人的妥协性，总的特点是动摇，要对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怎样革命的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坚持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主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首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拫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7]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显然，上述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为我们通过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这对东方和其他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斗争，求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