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渊源
当代中国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现实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我们具有海纳百川的广宽胸怀，吸收一切对我有用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他们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将自然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些理论中最为密切的是相互联系的四个观点。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9]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人必须以自然为其生命、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毁坏自然就是毁坏人类自身。
二是把人对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范畴，看作是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强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10]。认为社会历史观与自然历史观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历史，是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前提条件。社会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有赖于甚至取决于正确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形成，这一关系形成愈自觉、维持愈持久，社会就愈是向前。
三是强调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现形式。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而且“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12]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人不能让自然无条件地服从，而只能根据人和自然都必须遵循的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这个物质变换过程。社会实践及其生产劳动，既是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的纽带和桥梁，又受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即自然规律的制约。任何时候人都不能改变这一规律。
四是对人“统治”和“支配”自然的问题提出了最深刻的见解。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14]这对于澄清国内外长期存在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上的思想理论混乱，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和前期经验是形成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础。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环境风险大、灾害频发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和思想，但是在他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中却提出了十分丰富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国内外条件下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在建设中，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继承农业文明的传统，学习先进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从实践的痛苦教训中领悟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开始注意环境保护和建问题，在水利建设、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水利建设、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论述，也由于后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实践中逐步加深了绿化造林和保护环境问题的认识，强调自然环境的保护很重要，吸收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新理念、新经验，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战略、方针和政策。198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构成的矛盾，提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1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政府签署了两个环境问题国际公约；在世界上率先制定国家级的《二十一世纪议程》。(https://www.daowen.com)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解决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论断。在这些论断的指导下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6]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随后，他又对可持续发展作出科学界定：“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7]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写入政治报告。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党从生产力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高度，进一步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多次强调要走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为目标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将这一“文明发展道路”，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之一。
正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上述论述和经验为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做好了直接准备。
第三，国外有关生态文明理念和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是形成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国际渊源。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揭示了伤害自然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事实，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讨论，各种环保运动逐渐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也意味着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到了政府行为。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极限》，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初步反思，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文明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作了理论表述，形成人类建抅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开了人类自觉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序幕。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也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指导下，将生态学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扩大和深化了这一方面的影响力。这都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国际渊源。
第四，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智慧是形成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泉源。从历史上看，生态文明一词不是西方发明的，而是由四大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创造、延续和维持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即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即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个体的生存、竞争必须合乎道理和情理，但群体的共生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却有赖于事理和义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三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华夏生态文明。[18]同时，中国人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但我们却有两千多年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荟萃的中华文化，维持社会的稳定持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单位观念、社会共生能力很强。在上述思想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行，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生态伦理，反映了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正因为有中华文明精神作我们的文化基础，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工业文明落后的条件下，着力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驱者。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一预设是合乎实际、合乎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