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进程
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是基本上一致的，大体上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这一阶段，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从不成熟到成熟经历了四个段落。即党成立时期（1921－1927年）的初始探索；党在幼年及其走向成熟发展期（1927－1937年）的艰辛探索；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探索的新进展；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探索的成功。这种探索是1840年以来我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起始期开步较好，有了实现探索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党的革命纲领，有了在党的纲领指导下的一系列革命实践，如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倡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建立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的统一战线，进行北伐战争，培养革命干部等。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2]，存在着理论和实际结合程度不够，独立自主性不强（从组织关系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共产国际和实际主导共产国际的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意见既要执行又要分析，不容易具有独立自主性），党的领导人不成熟等不足。正因为如此，当国共两党合作胜利进行北伐战争的途中，国民党右派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无辜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时，我们党的领导却因“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3]，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使得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惨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此后，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又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标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执行“左”倾路线，致使革命再遭严重失误和挫折。但在艰辛的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探索的基础上转入了自觉的追求，于1927年9月举行秋收起义，并带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积极探索，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正确思想，逐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积聚了革命力量。经过与“左”倾路线长达数年的艰苦斗争，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终于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认同。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4]。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5]。此后，党逐步从幼年走向成熟，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如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解决党的军事路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实践论》《矛盾论》，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党还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进步。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制定了这一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解放战争中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推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准备。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第一阶段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面临的任务已由原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在这一阶段，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了四个段落，即在完成新民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础上，恢复国民经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49－1956年）；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转折（1976－1978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七年的探索，“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我们搞的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方面的差距”。“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留下一些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总的说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1956年，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在同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6]。后来他又指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7]毛泽东领导我们党进行的“第二次结合”，在党的八大前后的两年半里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新见解，如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等。但由于社会主义实践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得不完全清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认识不够，国内外客观情况的变化又极其激烈和复杂，而我们党的主观认知又受到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党与国家领导制度不完善等的局限，因而这次结合虽曾企求不走或少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弯路，却依然未能避免走弯路。“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8]。20世纪60年代初，虽在经济上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因而导致造成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发生。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而在此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继续因循“左”的错误，因而造成两年徘徊。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拨乱反正的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的历史上随之进入了又一次伟大转折。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8年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这一阶段，我们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党在重新奋起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个段落，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1978－1992年）；深化和拓展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2－2002年）；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形成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立场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具体、特色更加鲜明、创新更加全面的特点，可以说是党的90年历史中唯一没有发生大的曲折和失误的时期，是共和国60多年发展进入最好、最快、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最多的时期。
上述探索历程的简要说明告诉我们，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党在探索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了“S”形弯路。探索本来就有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误。但是国内外却有人借口失误，而将其片面夸大，把失误和成就对立分割开来，甚至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20多年是“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集合”、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结出的“恶果”等结论。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事实上，在这20多年的探索实践中，我们不仅有失误，也有成就，且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如提出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这都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我们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历史教训，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说得好：“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财富。”[9]他还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0]。也许正因为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促使全党增强了忧患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识，所以近30多年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进行的较为顺利。这也证明错误带来的教训、曲折带来的真理终将战胜谬误的信心成了我们党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崛起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