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医药要科学认识和对待中西医的差异
彻底克服中医药无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尤其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和对待中西医的差异。中医和西医，是亚洲和欧洲两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体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各有其特长、优势和不足。两者的关系不是科学和非科学、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关系，更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共存、共容、互补的关系。近代170多年来，西医在中国的传入和推广，已经成体系地存在于全国各地。中医对西医一直采取了客观、包容、开放的实事求是态度，做到了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各美其美。但也有一些人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褒西医贬中医或褒中医贬西医，也有较多人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去“改造”中医，用西医的评价标准去“修正”中医，违背中医与西医各自不同的科学原理，不能科学认识两者的差异，不能独立自主地去发展和丰富中医与西医。这就要求我们对两者作正确的对比。这种对比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提出过精当见解：“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8]如此对比还可从多种不同角度去作分析。
从形成时代背景看。西医是在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兴起、产业革命盛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有其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文化教育条件。西医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推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它是以海洋贸易作通道，坚船利炮作后盾，先进文化作先声，基督教的传入作手段，而逐步进行的。既有其先进性的优势，又有其强势的霸权特色。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经验结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人民性、民族性。简便快捷，价廉物美，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但由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落后，中医药没有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与时代发展的需求存在一个时代差。故而在西方势力入侵、西学东渐的强大压力下，抵挡不住西医的挑战，在资金投入、政策倾斜、人才培养、市场营销上失去优势，致使人才短缺，民间传统医学优秀技艺被迫失传。
从研究的对象看。西医研究的对象是人体，特别是人体的疾病，可以说是疾病医学。其哲学思想来源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把自然万物何以生成、何以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西医对人体的研究是把人当作一部机器去作分析，分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其中主要分为骨骼、肌肉、神经、循环、呼吸、消化、泌尿、内分泌与生殖9个系统。19世纪的西医学还形成了以物为本的医学观。“用‘人体构造’的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素传染’的知识建构起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成分知识建立起其药理学和愈病之理”。[9]其治疗思想是针对疾病使用对抗性疗法。如，“消除病因”，用抗生物代谢的化学疗法；“纠正病理”，通过受体或阻滞剂的应用纠正病理亢进；“清除病灶”，使用针对靶点的化学药物；外源性的直接替代或补充等。其基本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多数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易于为人接受，受人欢迎。但100多年的实践证明，西药物的广泛使用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是药物服用过多对人体产生化学污染。二是出现“多元抗药”，加速药物淘汰和病原体变异。三是出现“受体超敏”，加重对药物的依赖。四是诊断用的医疗手段（医学仪器、疾病化验等）价格昂贵，增加病人负担，普遍感到看病贵、看病难。1966年世界卫生组织《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当以人的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这正是中医的优势。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生命运动、变化之道。重点是研究人的健康，研究“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规律。”[10]可以说是健康学，是健康之道。它涵盖养生之道（上工治未病）、保健之道（中工治将病）、治病之道（下工治已病）。其哲学思想来源是中国原始朴素的辩证法经典《周易》。《周易》强调宇宙间万事万物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万物一体是一个大系统。宇宙万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其变必有其相对不变的东西。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具有各自变化的规律，分别称之为天道、地通、人道。人居天地之中，应自觉地效法天地，择善而行。我国产生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受《周易》影响，“用‘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11]中医把人的生命运动放在自然、社会、历史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采取综合的、整体论的方法去研究人的生命运动。认为人的生命是形、气、神的统一。神不仅包括思想意识，更重要的是包括自在的精神意志。气是物质的运动，特别是人的生命运动。形不仅指的是人的形体，还包括生命空间和生命场。用系统科学的术语，形是生命的容器，是人的形态结构系统。气充满人体的各个部分，是人的信息控制系统，它以经络为运行通道，控制人体的功能，具有“决死生，处百病”的作用。神是生命的制约者、调节者，是人的指挥中心系统，它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西医研究的重点是形，是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特别是疾病的病因、病理与治病上。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研究重点不像西医那样重在形，而在形与神气的关系及其作用。认为人体除了是物质能量系统即形态结构系统（“形”）外，更重要的是信息控制系统即功能活动系统（“气”）和心理精神系统（“神”）。这就要求治病时不仅要考察形，还要考察气和神，考察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12](https://www.daowen.com)
从研究方法论看。19世纪西医的基本观点是机械唯物论，其基本方法是用观察、实验和分析，把人体分解为各个器官、组织、部分，分门别类地进入实证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从而获得了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病因与预防、治疗与康复、生命与死亡等等方面细节和实证的知识，形成了近代西医学相对稳定完整的体系。中医学是在实践中数千年临床经验的荟萃和积累。其基本方法论是实践论、整体论、辩证论、系统论，强调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所谓整体观就是把人的强身健体、防病治病、与人自身内部的平衡、外部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认为人的健康有赖于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外部的天地人相应。一旦相对有序的稳定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发生病理变化而出现疾病。故而，中医强调人的自我健康、自我预防，自我调节。即使发生了疾病，也要通过整体调节功能来达到治疗局部疾病的目的。把调动患者自我痊愈能力放在首位，而用药只是个辅助手段，要做到三分治，七分养。所谓辨证论治就是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去指导治病。强调对症状体征进行综合辨证分析，四诊合参，因人、因地、因时制宜，采用多种治疗手段，如服药、针灸、按摩、气功、心理治疗等，随症施治。中医治疗的这些特色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从发展方向和趋势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如分子生物学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生命科学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发展，提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问题；系统科学的发展，突破了机械论与还原论数百年的统治，促进了西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在这一医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中，传统中医搞得好，可能比西医更易于实现新的重大突破。因为中医历来主张天道、地道、人道的统一。比之西医的重点只是局部，而不大强调整体与全局，更加处于优势地位。钱学森在《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发展纵横观》[13]中说：“人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人和环境的关系就变成一个超巨系统，在研究这样一个对象时，简单的还原方法怎么行呢？还原论是没有系统观点的，我们要坚持系统论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待外国人的工作，去评价它，要一分为二，好的吸取，不那么正确的不能跟着跑。”还说：“中医的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中医中的整体系统思维优势在未来世界科学发展中将起引领作用。“中医的优点，它的突出贡献，或者它的成绩，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从整体出发、从系统出发，所以，它的成就，它的正确就恰恰是西医的缺点和错误。”但“中医是一个自然哲学，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它的许多东西是猜想的。”“应该用现代科学各个领域的知识跟中国的经典理论、经络理论和经络学说结合起来”，用系统观点与系统科学来观察人体，阐述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借鉴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中医脏腑、经络、病理、生理间的联系，应用五行生克理论，阐明维持人体内部环境平衡的机理，使之现代化。这就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