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的可贵探索——读《谷雨沉思》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我国革命、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创新，是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近读《谷雨沉思》（以下简称《沉思》，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深感著者对此作了可贵探索。
一
《沉思》是武汉理工大学哲学教授、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黎德扬的一部新著。全书洋洋76万言，收录了著者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主要代表作及其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它既是著者的一部学术文集，更是著者70年人生历程和50年工作沧桑的心路历程。
阅读《沉思》给我最为突出的印象之一，是它的立意和构思新颖独特。
著者在《自序》说：“每个生命都是一部历史，一部生命史和一部文化史的天然契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空和生存的理由，然而生命的意义不同。意义不是某一时空中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人的心灵在某一历史画面上的刻画而产生的符号所承载的价值。”“哲学即沉思——心灵关于世界的本真和人生意义的追问。真正的哲学家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沉思者。”“本书的思想者颇好沉思，是一个伴随了半个世纪哲学旅程的不辞辛劳的追逐者和探索者。”“这是一本一个个体生命的思想史书，书中留下的符号是思想者70年心灵的沉积。其真诚意义在于：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中国特色的哲学提供一个真实的个案。其任务只是尽可能地保持历史的真实，使后人能像翻阅旧照片一样直观地感悟到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哲学文化。”（《沉思》第1～2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我曾先后阅读过一些自选的文集、自写的传记，像这样集中、突出地以文化作主线，以沉思作主题，将自身70年的人生历程、50年的工作沧桑，编辑为一卷书者，并不多见。
出于这样的新颖立意，著者建构本书的体系也独具特色，全书除自序外，由文化自传、文苑集锦和生平要事年表三大部分构成。
“文化自传”是著者对70年人生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著者个体生命的感悟和哲学的时代承担。著者通过对自身心灵的不断“自我清理”，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我的一辈子都处在文化的浸泡之中。一辈子就是读书和教书，读书是人化我，教书是我化人，化过来，化过去，成了一个负载着五颜六色的文化的个体，成了文化传承的载体和中介，人世间文化流动中的一个小纽结。”（第30页）我的“生命还在延续，路虽短，仍将上下求索。”“生活中，唯一的幸福就是不断前进。”（第32页）文化是人的生活样式，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积淀，文化是心灵的语言。在这样的文化传记里，著者的“沉思”，与其说是对个体的生命、思想、文化的沉思，倒不如说是对时代、对民族命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其文化生态的沉思。这种沉思正是创新的深厚基础和文化底蕴。有了这样的沉思，就有了追求真理的坚定性，不致于漂浮、肤浅、摇摆不定。
“文苑集锦”是著者教学、科研、工作成果的结集，是理论和实践、哲学和时代、哲学和改革、哲学和生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是《沉思》的主体和精华，也可以说是著者内在心路历程的外化。
“生平要事年表”是著者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步又一步地扎实成长为知名教授，知名党、政、学领导者，既平凡而又很不平凡的历程。
据我看来，用如此立意和框架，策划编辑自身的文集，这本身也是一种创新。
二
阅读《沉思》最令我关注的是该书的主体和精华：“文苑集锦”。
在这一部分里，著者收入的代表作有87篇。分别编入“哲学理论与实践”“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文化研究”“无神论研究”“哲学教学研究”“随笔杂记”6篇中。这些代表作，既有著者的学术创见，学科创新；也有著者教学、研究、工作和人生的感悟与情怀，反映出著者丰富的人文情趣。其涉猎领域之广，挖掘层次之深，反映现实之快，触及心灵之震撼力，细心的读者是常能感悟、且能产生共鸣的。
《沉思》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将这种结合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之上。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生动具体的体现。依愚之见，《沉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探索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是如下四点。
一是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坚定不移地推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亲历过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末那场长期而又激烈斗争的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危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至今记忆犹新的。60年代初，作为哲学新兵的著者，起初只是出于对真理的忠诚，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腥风血雨中，连续写作了《相对性和绝对性是同一个真理的两重属性——兼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的适用界限能被推翻吗？》等文，并在《中国青年》《武汉晚报》《长江日报》上发表了《真理能不能一分为二》，和一些带有较强针对性的散文，却突如其来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污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遭到莫名其妙的批判、非难。这些批判和非难，不但没有动摇著者坚持真理的信心和决心，反而成了后来深沉思考、主动积极地参加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巨大动力。载入“哲学理论与实践”的25篇文章，就全是在这一背景下，著者适应时代的需求，群众的需要，而作出的时代观照、哲学回应，处处映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著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教书育人打下理论基础。早在1980年，著者就受教育部委托，与陶德麟、郝侠君教授共同主编高等院校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做过五次修订再版，发行达数百万册，与人民大学和上海版本并列为全国优秀教材。此书的编写虽被著者称之为“老框架中的修缮”，但对原有教材却作了重要的调整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史上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人说，这一本教材教育了一代人。我以为，作这样的估计，是很客观的。它的影响力至今仍大量存在。
三是研讨系统哲学，为其创新和发展做贡献。系统哲学理论从1937年贝特朗菲提出理论概念后，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在国际上迅速推广开来，发展很快。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以俄为师”，对这一方面长期重视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很快地出现了从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到“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的研讨热潮。就在这股热风劲吹的前夕，著者对这些新兴学科开始了严重关注，并于1982年发表了《系统原理试探》，对系统原理的思想来源、历史发展、基本原理及其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此后又发表了《控制论与功能模拟方法》《信息与信息反馈》《系统哲学纲要》等。还出版了《系统哲学——综合时代的综合哲学》一书，并兼任了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为系统哲学等科学哲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较多的贡献。
四是探索科学文化研究前沿，推进中国文化生态建设。著者认为：“我国的文化热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掀起，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反抗、反叛，是文化自身的公开抗争。”（第26页）因而要真正杜绝“文化大革命”的再发生，就要认真研究科学文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著者主持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研究》，获得批准后就从1996年起进入了这一领域的新探索，陆续发表了《略论文化及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特色科学技术文化研究纲要》《论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化》等论著，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拓荒者。
除上之外，著者还为无神论研究、哲学教学研究、哲学应用研究、人生哲学研究等等方面，分别下过一番艰苦的研究功夫，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编入该书第四至第六篇的“无神论研究”“哲学教学研究”“随笔杂记”中的26篇代表作，就是其研究成果的体现。
所有这些探索和创新，都既体现出著者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又体现出著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思维方式。
三
阅读《沉思》最令我感动的是著者体现在字里行间的迎难而上、不畏艰苦、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开拓创新精神。
著者的上述研究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的。首先，著者所在的学校——武汉水运工程学院（1992年7月与武汉河运专科学校合并，改名武汉交通科技大学。2000年5月又与武汉工业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改名为武汉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的工科大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仅仅是属于公共教学的一门课程，人数较少，力量单薄，相关学科的图书情报资料较匮乏，领导和学生的重视程度都不足。其次，著者从1981年起至1998年止，先后兼任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代理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正局级巡视员、省政协委员等职，是在党政任务极其繁忙的状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其时间和精力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著者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作出长期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上述成果，其中的艰难困苦、甜酸苦辣是可想而知的。著者说得好：“哲学在哪里？在群众中，在生活中。”（第8页）迎难而上，带着浓重的问题意识，不断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现实社会实践，总结经验，进行哲学沉思，正是著者取得成功的根本之道。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不仅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改变世界”。《沉思》的哲学创新正是沿着这条艰难而又宽阔的繁荣之路而进行的。它的立足点始终是站在哲学文化研究的最前沿，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如实回答人民群众急需回答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著者的这种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就像贯穿于《沉思》中的一根红线，深深地感染着人们。
任何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而他一生留下的文化符号、留下的精神却是永恒的。让短暂和永恒，有形和无形，主动自觉地融入奔腾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去吧！创新没有止境，延续这一事业的后人总是要超越其前人。但前人留下的符号，特别是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经验教训，却是永远值得后人沉思的。沉思！沉思！再沉思！应该说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当今的一种主流趋势。正是这种开放式的系统沉思，可能成为当今党风、学风不正，急功近利，表面上光彩夺目、实际上败絮其中的一种清醒剂、抗毒剂。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