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四个全面”的重大意义
全面理解“四个全面”的重大意义，要有战略思维，要站在战略高度。“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有希望。”[1]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就是要在注重战略谋划总体的同时，牵住“牛鼻子”，抓准突破口，更好地解决当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其意义也就特别重大。
第一，“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长期探索中国道路取得的根本成就，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全部主题，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2]。我们必须毫无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精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四个全面”就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我国发展现实需求中提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中提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对新形势下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这个回答，就性质看，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以经济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目标看，始终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放在首位，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就发展动力看，始终抓住了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就规范和保障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就主体力量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各项事业，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因而“四个全面”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升级版，续写了精彩篇章。这种续写不仅体现在宏观整体上，还体现在每一个全面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深化改革”既脱胎于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和发展根本动力，又在“全面”和“深化”上做了新文章。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大了改革的范围，深化了改革的基本内涵，推进了改革的纵深层次，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坚持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又在“全面”和“推进”上作了新部署，确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要求和具体的方针政策。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创新。“全面从严治党”，抓住“关键在党”“治党必严”这一根本问题，坚持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创新也是全面重大和具体扎实的。
第二，“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对当今中国来说，实现中国梦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重大考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质上提出了21世纪新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在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21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实现这一梦想是一个长期艰苦复杂的奋斗过程，当前最为关键的是走好第一步，决战五年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此，就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用问题倒逼的方法，有现实针对性地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四个全面”就是针对当今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作出的战略回答，明确了战略布局、战略要求，提出了战略举措。这种回答既是思想理念的升华，也是对人民群众期待和关切的回应。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首在全面、重在协调，贵在持久、力在创新。“四个全面”中每一个重大观点的突破，都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新的思想体系，新的战略布局，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四个全面”是对治国理政思想方略的崭新发展。治国理政方略是指治理国家的谋略、方式和途径。它的主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设好这个国家。其内涵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涉及国家发展的蓝图和国家治理的途径、方式、部署及其路线、方针、政策、领导艺术等。治国理政方略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又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既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又要有对党情、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到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历了500年的六个发展时间段。可是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的时间并不长。到目前为止共产党执政最长的苏联也只有74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提出过许多科学预测，但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列宁建国后领导过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看到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计，在国家治理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张利用商品市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他去世过早，新经济政策并未坚持多久就发生了改变。后来，苏联对治国理政的探索，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苏联模式，但同时也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国与国的关系等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存在着严重隐患。现在看来，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后就国亡政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好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正确地解决好这一问题确实太重要了。我们党从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就一直重视治国理政方略问题。当时虽没有在全国执政，却在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党全国执政后，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曾一度照搬苏联治国理政模式，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认定它不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名著，正是当时治国理政方略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下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和思维考虑国家治理问题，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这个总目标中的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前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话“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内涵和形成路径。这两句话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我们将紧紧围绕六大部署，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划、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由此可以看出，“四个全面”的提出，是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治国理政先进做法，而形成的理论新成果和智慧新结晶，是对治国理政思想方略的新发展。不仅会指导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而且会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国家的治国理政产生正影响，提供正能量。
第四，将上述诸方面归结起来，“四个全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种飞跃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飞跃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一次新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