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涵义和特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然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和积极影响，那么生态文明的基本含义和特征又是什么呢？
从词义上讲，“生态文明”由“生态”与“文明”两个词组成。“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具有了现代意义，主要是指自然界诸系统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一般地说，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是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它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状况，借以支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总和。它不仅说明人类应该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而且在文化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上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视角。胡锦涛曾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5]。因此，生态文明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考察。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生态文明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认为人与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人与仆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之间平等的关系。人要尊重自身，就首先要尊重自然。只有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人和人类的文明才可能持续。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历程上看，生态文明是高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是在对传统文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适应人类社会良性运行的客观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克服了传统文明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浪费资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危害和弊端，是对传统文明的扬弃和重塑，超越和升华，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从伦理道德上看，生态文明要求人对自然承担道德义务。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原则，制定评判标准与道德约束。倡导人们在谋求物质利益时要力求节约，力戒浪费。一旦有可能破坏生态时，即使有极大的现实利益也要约束自身的行为。不能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那样，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道德规范，当一些人或一些群体做出超出自然所能承受限度的掠夺式、破坏式的索取行为时，也不产生负罪感、愧疚感，也不会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
从履行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上看，生态文明强调全社会、全人类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履行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人们共同行动起来，自觉保护和建设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村。(https://www.daowen.com)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上看，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选择最适合生态安全、生态良性运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全球生态安全合作，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对后代人的需求不构成危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正因为生态文明具有上述科学含义，因而它和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对生态的保护大都处在自在的被动状态，那么现代的生态文明则处在自为自觉的能动状态。从自在的被动到自为自觉的能动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飞跃，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既可以从纵向去比较，也可以从横向去比较。从纵向去比较，即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发展去比较。现代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四：第一，审视的整体性。传统的工业文明所关注的重点，是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从创造物质财富的角度去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不顾地球生态圈大循环的整体、全局，忽视环境容量和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以致陷入环境恶化和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而现代生态文明，则既保持了工业文明的优点、长处，又克服了它的弱点与不足。生态文明理念所强调的是，坚持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全面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放在自然界良性运行的大格局中考量，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办事。第二，调控的综合性。传统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确硕果累累，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最大的弱点则在于，独立分割，切断了相互间固有的内在有机联系，呈现了各展其长、各行其是的格局。其结果，一是导致整个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大循环，难以统筹谋划、正常有序实现，带来种种顾此失彼的失衡现象，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影响其潜在生产力的开掘；二是孤立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容易陷入不同形式的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盲目性，最终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民生之间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使其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科学的显著特点，是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自然、人文学科之大成，使其成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交叉、联结和组合，不是多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发展系统等诸多方面内在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跨度、复合型的综合性研究，用来分析、解决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中的一系列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这种立足于大自然与人类发展全局的综合性研究，能够准确观察、判断整个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民生等的总体结构及其运行状况，找出诸多运行链条中长与短、强与弱，从而提出恰当的优化对策，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预想目标。第三，物质的循环性。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信息传递，是全球所有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和构成要素。实践证明，发展循环型生态经济和清洁生产，使经济活动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或循环过程，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有效消除传统工业化“资源—产品—废弃物”这种简单直线生产方式弊病的有效举措。循环型生态经济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从根本上节能降耗减排，做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第四，发展的知识性。传统工业化的完成主要靠资金、资源、环境、民生的高投入、高消耗，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而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则主要靠智力开发、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真正变为“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并转化为人力资本。这种大趋势把智力开发、技术进步上升为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就告诉我们：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不仅是理念的转换和更新，更是经济发展投入要素的转型，即现代知识、技术和智力资本唱了主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
从横向去比较，即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去比较。这实际上是在肯定、坚持生态文明共同性的前提下的“中国特色”或者个性问题。对此目前我国探讨的还不算多，照我看来其主要特征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后发的优势和超越性。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工业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与先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后者，是后发者。但后发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学习、借鉴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不走或少走他们已经证明为不那么好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帕纳尤多等人发现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前期阶段，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环境状况会明显恶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所谓的“环境保护门槛”）之后，人们才有能力采取措施来防治污染，保护生态，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按照这一曲线的说法，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上都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建设，后生态建设”的路子。这条路子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耗费资源多，资本大，时间长。我们作为后发者就应该而且必须吸取他们的这一教训，设法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及早筹划，预防污染，防患于未然。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新型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并驾齐驱。我们这样做，有利条件是较多的。除了必不可少的物质、科技等方面条件外，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和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涉及后两个特色。
第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至今保持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且从未间断过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即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即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个体的生存、竞争必须合乎道理和情理，但群体的共生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却有赖于事理和义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三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华夏生态文明。[7]在华夏生态文明中，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还有以儒释道为中心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因为有这些文明精神作我们的文化基础，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在工业文明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生态危机，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驱者。对于这一点，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早就预见到了，并提出了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第三，科学的理论指引。这种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发展规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它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直接利益，谋划发展，规划未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目标。以让老百姓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为人们提供适合人类生存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当务之急。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最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取得预期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