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8]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9]
在培育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弘扬炎黄文化中，为什么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两创”方针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基本原因外，还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两创”方针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执政者制定的文化方针，只有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两创”方针恰好揭示了文化发展尊重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三个方面的共性规律。其中尊重传统是坚持“两创”方针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文化积淀，构成其精神标识、文化血脉和价值体系。只有从传统文化母体中汲取丰富滋养，才能惠及当代，泽被后人。如果不尊重传统，就等于自己割断了文化命脉，那就不仅谈不上文化繁荣发展，也谈不执政兴国，还可能因此而丧失执政地位。古为今用是坚持“两创”方针的重要内涵。古为今用就是运用古人的智慧解决当今的难题，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都是我国以古为今，以古鉴今的典型和范例，都是为了让传统活起来、用起来，达到径世致用、古为今用的目的。推陈出新是坚持“两创”方针的鲜明指向。推陈出新就是立足于实践，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以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借鉴、吸收国内国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转化再造、丰富发展，焕发新的生命力，创造出适合当代要求的新文明成果，既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又上不负列祖列宗、下无愧子孙后代。
第二，“两创”方针有力地廓清了对待炎黄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了好些错误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四种。一是虚无主义。将文化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高喊“打倒孔家店”“彻底消灭儒学”，就是这种错误思想倾向的代表。实践证明，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仅不矛盾，弄得好还能加速走向现代化。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成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二是复古主义。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全是好的，要求一切按古人的行为方式行事，主张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成天穿汉服，行拱手跪拜礼，甚至提出全面“儒化中国”，进而提出推行“儒教”，把“儒教”当成“国教”。这就全面否定了儒学的历史局限性，时代局限性，将那些陈旧过时、已成糟粕的东西也拿来顶礼朝拜。显然是从虚无主义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三是全盘西化。以为西方文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道路。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对此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已经作过严肃系统的批判，历史也已证明它在现实中行不通。四是功利主义。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以赚钱营利为根本目的。有的争夺名人故里，美其名曰旅游开发。有的用影视、文学作品戏说历史，吸引人们眼球。有的热衷于举办高额收费的所谓“国学总裁班”“国学少儿班”，以敛财为主旨。所有这些，统统不是真正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败坏道德伦理和社会风气，伤害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三，“两创”方针提供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
这种方法最为常见的有五种。一是赋予新义。即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剔除其糟粕成分，保留其基本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二是改造形式。即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改造旧的形式，赋予现代表达方式。三是增补充实。即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借鉴和吸收其有益成分，补充其内涵。四是拓宽延展。即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宽延展其内涵。五是规范完善。即对有些传统文化范畴，不断规范，完善其内容。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有利于实现传统文化范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忠”，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但封建时代的“忠”具有浓重的人身依附色彩，主要强调的是“忠君”。孙中山认为古时候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成立以后，没有了皇帝，但要讲忠，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效忠。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辞，这便是忠。像孙中山这样去阐释“忠”，就把孔孟之道的“忠”作了较好的创造性转化。又如“孝”，在儒家看来，“百善孝为先”。但那时“孝”表现的是“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丁忧三年”“无后为大”等。显然已不适应于今天。如果我们将孝道形式加以改变，改为真诚关心、关怀父母、长辈，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那就值得倡导了。
第四，“两创”方针的实施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辩证认识和处理诸多复杂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四种关系。一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能够延续几千年，这本身就说明它的有些内容和方面是超越传统、超越时代、具有现代性的。因此不能将传统和现代截然分割或对立开来，而要将其打通，使两者结合，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二是传承和创新的关系。传承是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方向和生命。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三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前我们讲文化的时候往往将其内容和形式分割开来，比如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形式是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这样讲。其实文化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民族性是形式，但又不仅仅是形式，也应该是内容。民族性不仅要体现在形式中，还要体现在内容中。只有既体现在形式中又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才有生命力、影响力。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也可以说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优秀文化的关系。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经过俄国人的中介传入中国后，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国情”是个总体性、多维性的综合概念，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诸多方面，还应该包括这些方面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因此，我们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紧密、更良好、更高境界的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本文系2015年10月应邀在北京湖北大厦参加“炎帝神农与中华文化传统创新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已收入会议论文集。后载入《炎黄》2016年第1期，总29期。收入时有删节。）(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4日。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2月。
[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5日5日。
[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5日5日。
[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5日5日。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9日25日。
[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5日。
[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9日25日。
[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9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