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史册的七大贡献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无重大贡献的最好回答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实践过程及其最终结局。只要拿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结局作个简要对比，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中国当时的军阀政府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却无法顺理成章地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主权，因而引发了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却迥然不同。中国不仅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收复了被日本霸占的全部大陆国土和台湾、澎湖列岛，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废除了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留下的特权和利益，开始成为世界大国参与国际活动。造成这种结局的差异当然有好些方面的历史原因，但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正是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6]这种“彪炳史册的贡献”，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概括，从现有认识和资料看，最为主要的是如下7点。
第一，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世界东方第一个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打破其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一直处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前列。但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世界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更使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并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又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夺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一带等地区驻军的侵略权益，为扩大侵华战争构筑了前沿阵地。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日中义一就在其《对华政策纲要》中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把征服中国作为征服世界的阶梯。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通过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逐步演变而成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就是它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世界东方形成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由此而展开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爱国军民抵制国民政府“攘外必须安内”、对日不抵抗方针，以血内之躯，写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等光辉史实。过去我们常说“八年抗战”，其实那只是讲的“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加上“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局部抗战，两者相加是14年。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说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二战后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7]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悍然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妄图采用速战速决战略，通过一场有限的战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占领和控制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世界。但这一图谋迅速被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揭穿。毛泽东为此写作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于：“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8]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正因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部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日本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而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能够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故而，持久的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而最终夺取胜利。“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9]“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0]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思想、科学预见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团结全国人民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全境迅速地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两种作战方式，即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正规作战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游击作战。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和爱国民众支援下，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忻口、徐州、武汉、台儿庄、长沙、衡阳会战，及缅北、滇西大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战武装，挺进抗日前线，大胆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以伏击战、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战法打击敌人。使中国抗战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将日军及其伪军陷入中国广大军民层层包围之中，受到持久沉重的打击。1938年武汉沦陷标志着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标志着中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直至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劣势，缓解战场上的危机。因而在残酷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一场战斗中整连整团甚至整师打光的情况并不罕见。可就是这种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壮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册。最终决定了日军灭亡的命运。据统计，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在朝鲜1个、中国32个，在日本本土仅1个，也就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投入了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在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也就是说，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1943年初，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为66万人，太平洋战场为48万人，陆军主要兵力仍在中国作战。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83万余人，在中国战场的陆军总兵力近105万人（不含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中国战场的日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足见，从“七七”事变到二战结束，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和部分海空军力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了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其他国家则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这标志着中国在那时就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始终是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而且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打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结束战事最晚。局部抗战坚持了6年，全面抗战坚持了8年，总共达14年。而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卷入战争的年限最长的英国不到6年，苏联只4年2个月，美国只3年9个月。在长期抗战中，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自身伤亡3500万余人，按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中国人民的持续抗战是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和主力军，也是打破日本野心勃勃地称霸世界狂妄计划的决定性因素和主力军。
第二，中国抗战迫使日本放弃“北进”苏联的图谋，为苏联避免两线夹击创造了条件。
“北进”侵苏，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奉行的“大陆政策”，也是它妄图称霸亚洲、称霸世界的目标之一。1931年，日本陆军侵略中国东北，不仅是为了占领中国，也包含着对苏联以及对美国和英国发动大战的危险性。1932年，日本内阁发布《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第一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差不多每年都制定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德国法西斯也一直怀有消灭苏联的野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声称：“要获得‘生存空间’，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是什么使得德日两面夹击苏联的危险最终未能变成现实呢？除苏联加强了东线的防务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抗日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紧紧拖住了日军的后腿，使得它根本无力实现“北进”的多次图谋。
1934年3月，日本天皇批准参谋本部对苏作战计划，企图在1937年6日9日对苏发动战争。但当时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如果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情势就应当先给予南京政权以一击而去除我方背后威胁”。也就是说中国抗战所构成的“背后威胁”迫使日本放弃这次“北进”计划。
1938年和1939年，日本曾两次发动对苏试探性武装进攻：张鼓峰战役和诺门坎武装冲突。同样是由于日本关东军受东北抗日武装的牵制，而使其一触即溃，被迫停战，并与苏订立了日苏中立条约。时任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出了事情的缘由：“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1941年12月，苏联顶住德国进攻，急盼日本进攻苏联。同样是因为中国抗战的牵制使其不敢“北进”。日本参谋总长杉元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北进对另开战实际办不到”，“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苏德战争。”
正是由于中国抗战迫使日本多次放弃“北进”的图谋，使得苏联在对德作战中能将大批远东红军调往苏德战场。据统计，“1941年夏秋间，苏联从远东军中调往西线的兵力共有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1700辆坦克，1500架飞机，约占远东军兵力的一半。1942年5月，德军进攻加剧，苏军仅从远东方面军就抽调了8个步兵师支援西方战线”。1940年秋，崔可夫将军来华时斯大林对他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说，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中国抗战有力地牵制和解除了苏联来自日本法西斯从东方进攻的危险，以便全力抵抗和反击来自西方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这对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一特殊的贡献。
第三，中国抗战迟滞了日本“南进”步伐，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最终迫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迅速转向失败。
“南进”即通过海洋发展，侵略南洋诸国和地区，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全球的又一重要战略目标。日本认为，“南洋正当世界贸易的要冲，同时作为帝国产业及国防上必不可少的地区，并且作为我民族发展的自然地区”，早应准备向其扩张。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一项“基本国策”，规定要大力“扩充国防军备”，“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但此后的实践证明，均因中国抗战的牵制被迫一再迟滞。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朝野都认为这是南进的最好时机。可是，当时90%以上的日本陆军都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仅关内的日军就有24个师、19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根本无力抽兵南进。日本新内阁首相阿部信行9月4日发表声明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
1940年6月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意大利参战，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吃紧，而美国尚未介入。日本当局又认为是“南进”的绝好时机。6月22日，日军本部研究《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打算“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之作为进攻基地，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并于7月3日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批准实施。规定“战争准备工作，大致以8月底为目标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时，德国也竭力敦促日本乘机“南进”，以打击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但值此严峻关头，又逢中国抗日战争势头越来越猛。于是日本陆军被迫认定：“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人民全力抗战，绑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而不得不再次迟滞“南进”。中国抗战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西方盟国加强战备争取到了可贵的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英、美、荷等国军队节节败退。到1942年4月底，初战结束，日本侵占了1．5亿人口、约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朝野欣喜若狂，叫嚷“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日本海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企图进一步调兵遣将，东攻澳大利亚，切断澳大利与美国的联系；西攻锡兰和印度洋，与德军在中东会师。德国法西斯也正盼望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切断英国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有利于德军挺进“隆美尔非洲兵团”。但日本海军的计划必须得到陆军的支持才能实施。而日本陆军此时大部分的兵力仍深陷于中国战场，正面战场“深感敌尚强大”“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展开的“百团大战”，日军损失惨重。只能否决海军计划。这样，日军未能占领锡兰和澳大利亚，为盟军在东南亚的反攻提供了两个重要基地。
中国战场不仅迟滞了日本“南进”步伐，还成为加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战争需要大量弹药，弹药生产量过大，造成日本军工生产结构极不合理。日本“军械预算大部用于生产弹药，弹药1937年度占军械费的56%，1938年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火炮、坦克、汽车、通信电子器材的生产以及改进武器性能的科学研究。所以日军装备与美军相比，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性能差距极大。日军一个师团装备火炮不过数十门，坦克更少。而美军一个师拥有火炮500余门，坦克150辆左右。在电子器材研制方面，日本更是落后。1942年秋天的日美海战，美海军不用探照灯而利用雷达实施射击，完全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夜间袭击。日军舰炮及其军事装备的陈旧与数量不足，是日军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而这一因素的形成，又与中国战场的抗战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中国抗战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确保反法西斯战争全胜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各大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是战后二战史学界和军事史学界，都对二战期间同盟军采取的“先欧后亚”（又称“先德后日”）战略，给予高度评价。而这一战略的确立和顺利实施，仍然取决于中国抗日战场能否真正拖住日军的手脚。英国首相丘吉尔谈及这一点时曾深情地表示：“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11]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12]苏联史学家卡尔比察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制止了太平洋地区和亚洲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军所遭受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损失，强烈地影响了日本的军事潜力。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深深地陷了下去，不得不延期实行其进一步的侵略计划。”[13]这都充分说明，如果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事吃紧，盟国势必更多地用兵于东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就难以实施了。事实表明，由于有中国抗战拖住日本，1943年底苏军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兵力调往西线对德军反攻；1944年6月，美英在欧洲集中了数百万的军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并取得对德作战的胜利；1944年和1945年，苏联根本不存在东顾之忧，得以全力西进，和英美盟军夹击德军，迅速打败了德国。可见中国抗战的胜败不但决定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还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和命运。
第五，中国抗战支持了周边国家的抗日斗争，成为亚洲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和旗帜。
中国抗战不仅在本土牵制住了日本陆军主力和海空军力，还派遣军队远征境外周边国家，直接支援了盟军作战。1942年2月，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实施大规模战略进攻的一年。在中国战场急需兵员的情势下，中国从反法西斯战争大局出发，应英国政府要求，抽调精锐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这十万中国精兵在仁安羌一役，便救出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夺回被日军劫获的英军辎重100多车，打乱了日军的南线作战计划。缅战之后，退往印度的中国军队经过补充兵员及重新整训后，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稍后，重组的中国远征军发起了滇西作战。1945年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胜利会师。缅北滇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歼灭日军王牌师团第18师团及第56师团，重创第2师团、第53师团等部，歼敌4．9万余人，收复领土失地8．3万平方公里。这一作战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拉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且在打通中印公路前夕，中国驻印军的半数兵力——新编第6军奉命增援内地，使得滇缅战场的“胜利模式”能够在东线复制。在西线胜利三个月后，东线中国军队也开始反攻。迫使日军在中国战场完全处于被动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美国著名评论家伊利奥时少将说：“苟无中国，战争或也无期进行。中国之英勇坚毅，已证明为盟国之有力堡垒。如果中国崩溃，则对于盟国之后果，当颇惨重。如果其军队投降，日本可毫无阻碍以搜刮中国庞大之天然资源，而使战争无期延长。”
与此同时，中国还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为己任，作出了很大努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朝鲜抗日力量扶助公开化。1942年12月，中国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国运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和政治支持，团结整合各党派抗日力量，还将朝鲜抗日武装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使朝对日斗争以中国为基础蓬勃发展。1943年9月，中国外交政策目标调整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之独立与解放。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坚持将战后朝鲜应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内容写进《开罗宣言》。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致书国民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的。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还积极扶持越南各独立团体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并努力居间协调。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中国还以“亚洲同种人”的身份积极调解英印纠纷。1942年1月，英国殖民地当局与印度国大党因印度独立问题尖锐对立。国大党拒绝支持反对轴心国的斗争，有些人还幻想靠日本实现独立。1942年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对日大局下进行合作。虽调解未果，却显示了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履行大国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为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联合起来，积极号召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在日本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日本反战同盟”“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出现了一批“日本八路”。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会”，来自中外18个民族及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朝鲜、越南、泰国等方面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表了“告人民书”。会议总部设在延安，各地设立分联盟。这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承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中国无论在军事舞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都开始起到新的作用”，已成为亚洲国家反对世界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和旗帜。(https://www.daowen.com)
第六，中国抗战倡导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为创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成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对于日、德、意法西斯强加给人类社会的浩劫，中国人民感受最深，认识最透。在战争进行中，中国就决心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一道，不但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和平；不但要在战争中联合起来，还要将战时合作延续到战后，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的国家。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时就提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14]中国反复向西方大国强调，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中国的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的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表示出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政府就向美、英、苏三国提出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次日，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建议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表明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积极倡导者和强力推动者。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加大了反法西斯的力量和战争胜利进程。
在构建战后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为战后“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针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缺乏普遍性、权威性和行动力等弊端，中国于1942年提出建立四大国在战后发挥特殊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非但理所当然，且亦责无旁贷。”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积极争取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对侵略国实施必要的惩罚和约束，是建立和维系战后秩序的基础。对于侵略国掠夺的果实，要求盟国一致采取坚决的剥夺措施，不仅要求侵略国退出在此次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还要求其归还历史上所掠夺的领土。同时，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新设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确认发动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凡策划、发动与进行侵略战争者可列为甲级战犯，这是对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在对侵略者的惩戒的问题上，中国既主张必须坚决剥夺侵略者所掠夺的成果，认真清算侵略者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又主张惩戒有度，给这些国家以自新与正常发展的机会，为战后处置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做出了贡献。70年后的今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第七，中国抗战创造了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为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争独立、求解放提供了范例。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4年的持久抗日中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和中华民族团结御敌的凝聚力。这种空前觉醒和凝聚力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持续建设密不可分。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使得中国战场成功实现了内外线作战的转化，逐步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军。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得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广大共产党员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要精神，为人民利益贡献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精神的振奋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统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良好的“三大作风”，以及成功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极大推进党在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争独立、求解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道。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题。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和平需要共同争取，和平需要共同维护。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原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2]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
[3]转引自温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为中国抗日战争讨公道：中国本为世界而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9日。
[4]［法］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74、381页。
[5]参见《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呼吁世界正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第1版。
[6]《人民日报》2014年7月7日。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8]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0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44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11]［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12]《罗斯福总统见闻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
[13]［苏联］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赵承先、忻鼎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