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的突出特色
“四个全面”之所以具有上述重大意义和逻辑关系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特色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突出特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体现和深化。这些特色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分析，下面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理论的创新性。如前所述，“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理论的创新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在党的文献中都曾提出过，很难说是创新。其实创新有多种途径和形式，一般分为理论创新、方法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新，也可分为原创性创新、综合性创新和吸收引进再创新。“四个全面”的创新就是一种综合性的集成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之前，单个的“全面”的确在党的文献中提出过。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从严治党是党的十三大写入党章的，党的十八大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讲，也可以说提出了两个全面。但习近平将单个的“全面”综合为“四个全面”，作为我们党现阶段的战略布局，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其性质和意义与以前单个提出“全面”就完全不同了，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它不是简单的拼凑，也不是随意的搭配，而是依据现实实践的要求，按其内在逻辑紧密地联结为一个系统整体。这个整体概念和范畴，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作出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这种谋划和设计来自实践，服务于实践，是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这一创新的最大特征就是把重点放在定语“全面”上。不论是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还是推进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要求“全面”。对于“全面”的内涵，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作过阐释。比如，他多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战略思维。他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9]“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10]
第二，立场的人民性。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价值立场是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政党立场的理论表现，回答和解决的是理论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根本宗旨、价值立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取向，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使命追求，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改革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根本权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管党治党，推进全面治党。这都处处都闪现着“四个全面”鲜明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第三，基础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解决我们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11]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在清醒认识和客观分析我们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比如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直面我国发展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廉洁、政治清明的全面小康；是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直面改革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问题。“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2]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既有体制机制长期运行产生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又有积存多年尾大不掉的顽障痼疾；改革之难，关键的不在外部阻力，而在内部掣肘。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寻求社会利益的合理化分配，与增量改革不同，存量改革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情况更复杂、问题更尖锐、困难更严重、风险也更大，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力。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直面治理方式不相适应、法治不彰的现实问题。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遵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更好解决。提出从严治党是直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和消极腐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持续加大。但当前我们党仍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系统性、家族性、塌方式腐败。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无可替代的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四，思维的辩证性。“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光芒处处闪耀在“四个全面”上。其中最为明显突出的是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
其一是全面而不是片面地观察问题的观点。“四个全面”就每一个“全面”而言，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功能，着力于解决自身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整体而言，既解决经济基础问题，也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既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解决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问题，还解决党对发展的领导问题，力求全面协调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工作，不犯片面性。
其二是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观点。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起着统帅和引领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战略举措，服从并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这三个战略举措中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其中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也包含法治建设和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既包含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固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也包含依法治国、依法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破和立的辩证统一，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引领和组织保证作用。三者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
其三是全局和重点辩证统一观点。从“四个全面”看，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都是战略举措，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中处于全局的重点地位。但从每一个“全面”看，它们自身也都是全局和重点的统一，既有全局也有重点。比如，如果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看作全局的话，那么它的重点可能是对保持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如果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全局的话，则其重点可能是对其改革起着决定性作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将全面依法治国看作全局的话，则其重点可能是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保证。”如果将全面从严治党看作全局的话，则其重点可能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因为只有抓住了这条主线的建设才能有利带动其他诸因素的建设。当然，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就一般情况而说的。假如遇上特殊情况，重点也将随着情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比如全面从严治党，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极差的情况下，就得以纠正“四风”作突破口，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总之，“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3]”。
第五，精神的时代性。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四个全面”是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而提出来的。它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谋划，重视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显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有之义，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期待，进而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大力维护国际公共安全，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第六，话语的大众性。用好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注重话语建设，实现话语的大众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话语简洁、明确，好读、好记、好理解。最适合大众化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范例。
（原载《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2期）
【注释】
[1]《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https://www.daowen.com)
[2]《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3]参见荣开明等著：《毛泽东治国方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5]《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6]《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月24日。
[8]参见郝立新：《从“四个全面”到“五大发展理念”》，《光明日报》2015年12月7日第16版。
[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1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1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13]《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