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之源是什么？
对于中国奇迹之源，国内外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有的从国民性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人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和积累提供了巨大资本；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有的从投资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有的从比较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从后发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有后发优势，可以迎头赶上，少走或不走别国已经走过的弯路；有的更细致到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分析都有一些道理，有某些合理性。但却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回避了政治因素的分析，更未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机制的建设严重滞后，还是老一套未变。其实这是不公正、不全面、不合乎实际的。
亲身经历过这段变革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是许多充分必要条件的有机结合。比如：
——改革开放以来，冲破“两个凡是”、“左”倾僵化观念与模式的束缚，认真总结国内和国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把握时代主题从革命和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抓住机遇，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对外开放。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客观条件。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的实践。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正确指导。
——吸取、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拉美陷阱”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从世情、国情出发，形成自身的发展战略。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精神条件。
——形成相对稳定、有权威、有执行力的坚强领导集体。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条件。
——面对长期的、多重的严重危机，如强风恶浪的自然灾害，亚洲金融危机，认真解决加入世贸组织的难题，战胜世界金融危机等造成的困难，敢战敢顶，积极应对，化危为机。这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坚韧不竭的动力。
很显然，这些必要条件的形成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些政治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提出经济发展的正确战略、方向、步骤和路径。因此，离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些前提和保证，来谈“中国奇迹”之源至少是没有抓到要害。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1]这就告诉我们：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去寻找。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密不可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首要根源。这种政经结合的改革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不是专家学者们在书斋中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后，无数先烈用鲜血作代价而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它是一条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发展道路的智慧结晶与发展规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结和概括。以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建了政治前提，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后期出现了重大失误带来的曲折。后30年的探索实现了重大转折和创新。这种转折和创新，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实现了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变迁的六大趋势。其中的改革和进步是决不可忽视的。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经过60年的探索和创新，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从基本政治制度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居民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框架。
从国家权力结构看，是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而实行“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的权力运行体制，强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以及人权、事权和财权的相互制约。
从政党制度看，是中国不实行多党竞争，而推行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体制。
从国家治理结构看，是中国呈现一种“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党组织是国家的核心治理主体，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是协同治理主体。
从政治改革的方式看，是中国选择了一条增量发展的途径。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一种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实质，是在不损害或剥夺人们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总量，使人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增量改革的方式，既强调创新与变革，又注意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而不是简单地割裂传统。它强调改革过程的渐进性，但并不是没有突破性变革。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是形成了一种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大国，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就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权力系统就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2]。(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和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色和优势。比如：
——有集中效率优势。这就是邓小平讲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3]。“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了决心就干”，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的牵扯和掣肘，不会出现久议不决的情况。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北京三号航站楼，3年完成，这在西方连论证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国的高效动员能力，震撼全球。而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总统在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已有多人死亡。2005年美国遇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小布什总统3天后才终止度假去救灾，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士兵的第一任务已不是救灾而是平暴。低效率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在西方民主国家，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伴随着冗长的程序。其理论依据是可以避免巨大失误。可现实的结果并非如此。比如美国三权分立制却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阿富汗，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更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定额限制，更无法消除对新的科学技术产生和应用的实际障碍。
——有政治组织优势。可以依据国家的需要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把所有政治资源组织动员起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重点和最需要的领域或方面，形成合力。
——有制度创新优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这就可以既不受先验模式的束缚，不受僵化思想的局限，而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去不断地进行创新。
——有文化包容的优势。即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智慧的基础上，海纳百川，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坚持主导，包容多样，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有人才培养和选拔优势。即广泛地长期地有计划地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不像两党、多党轮流执政那样，执政党一换，高端政治精英都要跟着换，有的刚刚熟悉工作，便要下台，浪费一大批优秀人才。这批优秀人才由于政党轮换，至少也要等到几年后该党成为执政党后才有用武之地。
——有责任政府的优势。即我们的政府是为民负责、替民服务、真正代表人民的责任政府[4]。
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不少。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受到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民族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严重等等方面的制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仍然需要在实践中随着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而逐步加以改革和完善，需要进一步采取开放的态度，研究、借鉴、学习国外民主制度建设中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某些方式和做法。但这种研究、借鉴和学习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照套，更不能借口国外的经验而舍弃我们的特色和优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5]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奇迹之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之中，表现在我们党逐步系统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教育、国防、外交、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一系列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和前进路径。它既不同于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构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创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6]这条道路要管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是具有独立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集中体现和伟大实践，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辩证统一的。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模式。是中国崛起的唯一正确选择。同时也为世界上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指明了一条光明道路和前进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是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它的创新从制度方面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在所有制形式上体现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体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管理体制上体现为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政治方面，在国体上体现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政策上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三，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社会建设方面，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上述优越性，促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和保障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幸福，形成了中国奇迹。离开这些来谈中国奇迹是抽象的，是片面的，没有意义的。